台湾知名艺人白冰冰之独生女白晓燕惨遭绑匪撕票，在
台湾各媒体倾泻式报道下，使2100万人的目光再度聚焦、逐
步白热化，并随着4月28日白晓燕的尸体被发现浮出台北县中
港大排水沟水面，而达到沸点。
　　连日来，各主要报章除了以七、八版的篇幅刊载各种虚
虚实实的相关消息，华视、中视和台视三家电视台更在黄金
时段的一小时晚间新闻中，花上最少45分钟来播报此案的进
展和社会的反应，相形之下，中共元老彭真逝世的消息就大
受冷落了。
　　白案之所以教人触目惊心，除了因为绑匪手段残暴、狡
诈，500万美元的赎金令人咋舌，更由于桃园县长刘邦友被
杀和民进党妇运领袖彭婉如命案至今未破，反映出台湾治安
的败坏，已到人人自危的地步。为了安抚民心力挽政府的声
誉，台湾总统李登辉、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连战已责令岛内军
（队）、警（察）、调（察局）、宪（兵）单位全力搜捕缉
凶，使白晓燕案被重视的程度超出了一般绑票案。
　　白案还引出另一罕见现象，就是一向习惯炒作消息的台
湾各媒体，最初竟不约而同地压住大量消息不发，直至一周
后才倾泻而出。白案曝光隔天（4月26日），各主要报章的
社论都赞扬本身的立场是基于受害人的安全考量而能“自
律”。但随着时间拉长，媒体抢发消息的手段，显示台湾新
闻界恶性竞争结构并没有改变，所谓“自律”的动机是令人
质疑的。
　　除了《中华日报》、《大成报》和《第一手报导》杂志
因为“偷跑”抢发消息而成为众矢之的外，据白冰冰透露，
当她第二次到绑匪指定地点交款时，尾随在后的电视台新闻
车和扛着长距离镜头的记者，被匪徒误以为是警察而打草惊
蛇。所以，白冰冰在4月26日记者会上哭诉：“媒体到底是
在帮我？还是在害我？”事后初步研判，在第二次交款不成
后，绑匪可能因此愤而撕票。
　　另外，在逃绑匪林春生和陈进兴的家人在众多记者的围
攻之下，不得不站到摄影机前呼吁两人投案。表面上看，似
乎是为了突破绑匪的心防，实际上却是逼迫绑匪无辜的亲人
在全社会责备的目光下，同绑匪划清界线。试问：歹徒犯
法，无辜的家人难道也要连带被公审？也许会有人“义愤填
膺”地归咎于绑匪的父母管教无方，但今天还有谁敢肯定家
庭教育一定会比社会风气更有影响力？如果家庭教育比较有
影响力，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感叹：“台湾这个社会病了！”
以上的做法，好似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各地的造反派逼
迫被批斗者同亲友划清界线，同属“多数人的暴政”
（the tyranny of majority）行为。
　　此外，台湾媒体的其他一些行为，也证明所谓“自律”
的虚伪。《自立早报》在26日刊出白晓燕被绑匪强行拍下的
裸照，《中国时报》更在29日的头版刊出白晓燕尸体的特写
近照。以政大新闻系教授赖国洲（李登辉总统的女婿）为首
的“中华民国新闻评议会”，除了对这些媒体的行为表示
“不妥”，却表示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回到前面的疑点：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大多数的台湾媒体
能够“憋”了一个星期后，才大肆报道白晓燕的惨案呢？有
人猜测以白冰冰在政界的广泛人缘，她可能透过台湾高层向
媒体施压，但这纯属猜测。笔者认为，藉抨击其他同业的
“新闻不道德”来自我标榜“新闻自律”，以作为变相广
告，比较可能是台湾媒体能够达成这种罕见“共识”背后的
真正动机，因为只有这样的动机才符合台湾新闻界激烈竞争
的职业生态。
　　台湾新闻界一向自认台湾已是一个民主社会，而新闻自
由是衡量民主社会的重要指标。所以，在采访时可以无所不
用其极，因为这样才能体现“新闻自由”；任何试图约束、
规范媒体行动的行为，都可能被扣上阻挠“人民有知的权
力”的大帽子，所以政府对媒体的出轨行为（如妨碍、干扰
警方办案）投鼠忌器，赖国洲教授和他领导下的新闻评议
会，在这样的新闻伦理结构下要对媒体行为进行监督、指
导，只能是狗吠火车，徒劳无功。法律不能有效约束媒体的
行为，难怪有人形容台湾记者是“文化流氓”。
　　从价值的角度来说，民主法治是为了保障个人的选择、
隐私和基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而新闻自由是为了辅助民主
制度的运行，所以要保障人民基本知的权力。白冰冰作为一
名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削减是其职业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
她不能保有最起码的隐私。白晓燕不幸被绑、被凌虐致死，
而媒体为了抄作戏剧性以刺激销量和收视率，公开她在无力
反抗下被拍下的裸照、断指及浮尸的照片，并且在法医报告
未出来就猜测她是否被奸杀，这对死者不仅不敬，对白冰冰
更是双重伤害。而台湾媒体倾全力报道白案，挤掉其他重大
新闻的篇幅，实际是剥夺了人民的权力，只满足大众偷窥他
人隐私的心理。
　　白晓燕和白冰冰的不幸，不仅让我们看到台湾治安的恶
化，也看到台湾的“新闻自由”与民主人权产生了对立。

（作者现就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