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永年 

　　作者分析中国民族主义和人权关系这些年来的演变。由于国际环
境的变迁，中国政府也随之进行调整，特别是新一代领袖对于如何赢
取国际社会的尊敬更为重视。

　　中共日前释放王丹到美国保外就医。而在王丹之前，另一异议人
士魏京生也是由同样的途径流落海外。这意味着什么？评论界多数人
认为，这只是中国政府的权宜之计。释放魏京生是为了江泽民的访美
，而释放王丹只是为了方便克林顿的中国之行。所以，中国人权方面
的变化是美国和西方等外在压力的结果，而释放异议人士只是中美两
国之间的交易罢了。西方的一些人权组织也从中看到了外在压力的作
用，想以此为起点，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更多的异议人士，甚至改变中
国的人权政策。

　　外在的压力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国内的变化。一般
认为人权问题仅仅是中国的政治问题，人权的改善有赖于政治改革的
进展。但这样说未免过于简单和偏激。在国际政治领域，人权问题从
来就是与民族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看不到中国政府在民族主义
问题上的变化，就难以理解其在人权问题上的变化。从孙中山开始到
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中国大多政治人物的理想就是富国强民。
但与西方富有侵略扩张的民族主义不同，中国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是
民族的尊严(dignity)及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尊重(respect)。一旦当
中国得不到其他强国的尊重，民族主义就应运而生。如果中国得到这
样的尊重，民族主义也就自然消退。

　　应当说，邓小平在国际政治上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在80年
代初就强调中国如果要解决复杂的国内问题和赢得国际应有的国际地
位，关键是要经济现代化。所以他强调和平的国际战略，和美国友好
，实行开放政策。在整个8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极其成功。一方面
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改革政策，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
未来的期望，认为中国会向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转化，从而和西方整
合。在中国民间，除了中日关系，民族主义情绪并不高。全面向西方
学习成为整个80年代的特点。这从《河殇》事件中可以看出。

　　1989年“六四事件”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转折点。西方对中国政
治转型的期望破灭。而前苏联的瓦解使得中国不再具有往日的战略重
要性。西方在各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导致了中国国内民族主
义的崛起。实际上，国内的民主和人权力量成了牺牲品。

　　在80年代，尽管官方对民主、人权势力实行强硬政策。但民间、
特别是知识界对此持支持态度。但进入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急剧
的变化。如果说《河殇》是80年代中国人情绪代表的话，《中国可以
说不》就是90年代的代表。《中国可以说不》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非理
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从回应西方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和作为方面来看
，它又表现出很大的合理性。

　　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势力面临非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是西方国
家对中国的人权表示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人权作
为遏止中国的一种工具，而另一方面，人权力量的民间基础日渐消退
，从80年代的支持同情态度转变成为冷漠、甚至厌恶的态度。

　　但从1996年、特别是江泽民访问美国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又有急
剧的变化。这从另一本畅销书《中国不当“不”先生》的发行可以看
出。顾名思义，该书的主题与《中国可以说不》截然相反。作者主张
中国在各个方面和西方主宰的国际社会整合。即使在敏感的人权问题
上也不应和西方对抗。同时，各社会团体一改80年代的反美情绪，又
一次倾向于对人权的认同。这种急剧的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社会对
华认同的变化，从而导致国内的人权认同的变化。

　　先是法国等欧洲国家在人权方面改变了对华政策。在90年代初，
欧洲国家追随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对华实行强硬政策，但因为中国的有
效抵制，这些国家用对话代替了对抗政策。也就是说，他们在人权等
政治敏感问题上愿意听取中国的意见。

　　中国政府在欢迎这种转变的同时也和西欧国家持合作的态度。中
国和欧洲国家关系的变化也促成美国政策的变化。冷战后，美国提出
要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但意义并不明确，既要把中国整合进国
际体系，又要围堵中国。但重要的是，美国在这样做时，并不想听取
中国的意见，而是单方面地要求中国接受美国为中国设计的条件。这
当然引起了民族主义情绪。中美关系日益恶化，在台海危机期间达到
了最顶点。

　　中美两国政府几乎同时意识到对抗的有害性，开始调整政策。美
国进一步把“接触”政策具体化。克林顿总统表示美国承认中国的平
等地位，承认中国有权享受一个大国应该享受的权力，但同时中国也
要负担一个大国应该负的责任。这在江泽民访问美国时得到了具体的
体现。中国政府对此是有认识的，也欢迎美国政策的变化。

　　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开始主动调整中国的人权政策。老
一辈的革命领袖往往对外来压力采取简单抵制的政策，要求其它国家
尊重中国。而新一代领导人有所不同。他们即使仍然具有民族主义情
绪，但意识到中国也要主动调整国内政策，去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这就使得中国和西方在人权问题上走上了良性的循环的过程，也就是
中国政府目前人权政策方面变化的背景。

　　民族主义和人权关系的复杂性对海外民运也具深刻影响，民众强
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决定了民运一旦离开本土，就不再具有有效性。特
别是现在海外民运往往和西方及美国政府相配合，这更不为中国国内
民众所接受，即使海外民运通过西方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某种作用
，但这样并不能在民众中有一个好的形象。这是需要海外民运深思的。

（作者是东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