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赤琰

　　中国政府决定释放王丹到美国，其实是延续邓小平以巨大的胆识
立下的先例。这种作法对中国的长远利益有利，因为中美的合作，比
异议人士所引起的问题更重要。



　　中国自邓小平在1979年复出掌政以来，有释放“异议分子”出国
的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北京天安门事件中把潜逃到美国驻北京大
使馆的著名“异议分子”方励之网开一面，以“健康理由”，让他到
英国，最后去了美国。

　　这可说是邓小平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其中一次的最大考验，这个
考验绝不下于他在文革前胆敢对毛泽东的连番政治运动说不，因为方
励之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便以胆敢批判中共，敢站出来支持学生运动
而举世闻名，也因此成为美国人权组织的重点关注的对象。天安门的
“六四事件”发生后，方励之成为被通缉的顶尖人物，逃到美国大使
馆受到政治庇护，如果中国不放行，可说插翅难飞？

　　类似的案子是1950年代中匈牙利反共反苏政治动乱，一名类似方
的等级的“异议分子”也被美大使馆收容，14年后才被允许离开大使
馆逃亡美国，可是正当大家以为方的下场也会是长期困在美国大使馆
之际，不料天安门事件仍未冷切下来，方竟然被放行，而且是在美国
的压力下如此做。

　　作为一个第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他饱经外强侵略的忧患与困
难，对于外强的一切干预内政，对于一般人来说，再能忍受是不可想
象的事！如果换着毛泽东，也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邓却有这个过人
的胆识，毅然放走方，如果说他怕了美国的压力，因为怕而放人的话
，那么，他同时也更应该怕中国人的尊严受到损害才是；两相比较，
若为了怕而行动，那么他应是不放走方才是，因为对于他这一代人，
被外人欺凌而不敢抬头反抗，没什么屈辱能比得上的了。正因为如此
，他仍有胆识放人，不怕人说他向强权低头，到底什么见识使他有这
个胆量？

　　我想，他应该如此认识到，类似的方励之事件确是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政治环境落后，因为中国的国情还未能在短时间内改善人权问
题，民主道路还有大段不平坦的路程要走，在走完这崎岖道路之前，
发生方励之事件，正是中国的不幸，既是不幸，再行杀人，更是不幸
，既然有国家肯出面力争救人，毕竟是好事。

　　这种好事的压力与当年日本子向中国迫签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的21
条条款所下的压力，绝不能相比，因为一好一坏是非分明。论者会问
，既然放走方是善事，能够把中国的政治生态立即改善，留住千千万
万的方励之不必逃亡，岂不是更大的善事？

　　不错，这是更大的善事，但邓自认还做不到，他只能做到这一步
，这在历史漫长的道路来说，已是跨前了一大步，而是中国共产党的
第一步，是提出很大勇气的第一步，对邓来说，也是极大勇气的第一
步。

　　对江泽民来说，跟着邓的第一步，踏出第二步放走魏京生与王丹
，那是轻而易举的了。也只是这个步伐后继有人，如果长此下去，继
续有人循着这脚印将步伐踏出去，这就会走对了邓小平的政治开放路
线。很多学者与政治家对邓小平政绩的观察，往往指他在政治开放问
题上，束手无策，甚至因为天安门事件而要判他的“政治死刑”。可
是就在天安门事件的问题闹得火热时，他在美国人权的口实下放走方
，这是不是政治开放的第一步，值得大家探讨。

　　最少，对美国来说，这是政治开明的第一个信息，要政治开放，
先要政治开明。能够听从美国放走政治“异议分子”的请求，在美国
来说，最少已认同了人权的观点。因为只要中国肯把人从牢狱中放到
美国去，这些人虽然不能在中国的政治天地中奔驰，但却能在美国以
及世界更大的天地中活动。

　　过去韩国的金大中、台湾的许信良、菲律宾的阿基诺，还有许多
拉丁美洲的异议分子，都是在美国压力下放人，最后这些人都以政治
领袖重回国土，有人还当上了总统呢？对美国人来说，美国人有个梦
，梦想美国是人间的政治乐土，是自由民主之家。

　　虽然美国的政治现实仍与他们的梦想天地相差还远。但是只要它
关心其他不幸的土地，对它是个不断的自我鼓励，对人也是个鞭策，
回顾过去逃去美国的各国“异议分子”即做出来的成绩，中美在“异
议分子”的人权上有如此重大的牵手合作，让那些在中国培植不起来
的幼苗到美国去培植，这该是叫人鼓舞的事。

　　王丹的政治智慧应该很高，在他与医生握手时，他说他这一握要
同时感谢江泽民与克林顿，这说明了，中美合作是他感觉到的事，同
时也是他感激的事！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主任） 

异议分子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