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珊（本报特约）

　　从去年的十五大到这次九届人大，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隐向
台后，今后再也不是党直接向社会或人民发施号令，而是通过政府实
现其施政纲领。



　　从刚结束的中国九届全国人大的结果看，中国的共产党隐向后台
趋势开始变得明显了。

　　中国是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在邓小平的改革前，共产党
在中国不仅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无处不在，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生
活到文化艺术，党决定一切。邓小平大概认为这种制度太过束缚人，
窒息社会活力，所以在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重点就是放权。先是党
政分家，把共产党管理国家政府事务的直接权力“下放”给政府，党
管施政方针，具体决定放手给政府部门去做。在经济领域，比如在国
营企业中，经济决策权也从党委书记手里转到了厂长经理的手里。然
后是分权，中央和地方分权，把原来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属于中央政
府或中央部门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或地方部门。去年从江
泽民到知识分子，都一再强调“政企分家”，政企分家的目的，是让
企业真正独立，也就是要把政府管理微观经济的权力彻底还给企业。

　　西方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非常成功，但政治上的
改革滞后太多，或者根本就认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实际上，在党国
不分的中国，开始经济改革，让党政分家，就已经是重大的政治改革
的一部分了。也许邓小平当初的改革选择经济做为切入点，只是因为
这样做不涉及政治制度的改变。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的权力都
高度集中的制度里，经济决策权本来就是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旦把经济权力剥离出来，这个制度无形中已经发生了量的变化，同
时也开始了质的变化。更何况，虽然中国的一党专政没有改变，但制
度本身的方方面面也一直在做修改工作，比如机构改革，如干部制度
的改革，比如终身制的取消等。

　　这些改革不见得都是在共产党自发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可能有
些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而作的迫不得已的调整，但所有这些自觉不自
觉的改变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政治体制本身。从这个角度讲，
中国政府一直声称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都在进行也是有道理的
。



共产党地位微妙的变化



　　共产党的地位，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虽
然一党专政的根本制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未曾改变过，
但制度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却一直在不断修正。中国1975年的宪法是最
左的，它以宪法的形式把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政不分强化到了极
点，在条文里规定全国人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而且不设国家主席。1978年3月5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又一次修改宪
法，后来的78宪法和几次修改对75宪法的架构没多大的影响。

　　1982年的宪法在条文中全部删除了共产党领导的字眼，但在序言
中还有共产党领导的提法。序言不同于条文，序言没有法律强制力。
在宪法的层面上，全国人大已经不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权力机关
。而且，国务院总理的提名权也从中共中央转到了全国人大主席团。

尽管在目前中国不是太平衡的权力三角架中，政治局的实际权力高于
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但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已经有越来越制度化的趋
势。虽然先行的宪法里对党、对政府、对人大地位的规定并不完全反
映中国的政治现实，但是，至少在法律上，共产党的地位，跟20年前
相比，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



强化制度作用



　　从经济改革的实践和法律地位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趋势上已经
越来越需要通过国家和政府的机构来实现其对中国的领导地位。这次
九届人大结果显示，这种党作为机构，隐向后台，但强化前台的国家
政府形象作用的趋势更加明显。

　　去年9月中共十五大的新的政治局七位常务委员中，只有相对而
言分量较轻的尉建行专司党务。其余的大头都出任国家政府机关的领
袖。江、李、朱、李(瑞环)分别统帅国家、人大、国务院和政协。胡
锦涛在党务上本来一直是江泽民的副手，这次出任国家副主席，不仅
改变了国家副主席是虚位的局面，更重要的，这是一种“与国际接轨
”的举措。

　　一个现代社会的执政党，不能通过党的机构对社会对人民发号施
令，而必须通过国家和政府的机构实现党的施政纲领，体现党的领导
。这样才不会造成党国不分，以党代国，以党代政，甚至以党代民的
的混乱，也才有可能避免无穷尽的共产党独裁的指责。国际社会间的
交往，党是党，政府是政府，国家是国家，没有人会混淆。在根本政
治制度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中国要与国际接轨，也需要把这些分清
，共产党虽然是执政党，但它既不是政，更不是国。因此就需要把党
隐向后台，从而强化国家政府的形象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