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锐鹏（北京特派员）／许丽卿（北京））

　　中国的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昨天双双向全国人大“
坦白交代”工作队伍里的腐败违法问题，并矢言继续整顿改革和加强
纪律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工作报告很坦率。他说，人民法院队伍
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

　　肖扬说，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办“关系案”、“人情案”、“
金钱案”，甚至索贿受贿、徇私枉法；二是违法查封、扣押财产，违
法办案，违法执行；三是参与搞地方保护主义，偏袒本地当事人，侵
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四是违反审判纪律，泄露审判机密，为律
师介绍案件，为当事人推荐律师 ，从中牟利；五是乱收费、乱拉赞
助、诉讼费管理比较混乱；六是对当事人态度生硬、冷漠、耍特权、
耍威风，等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也报告说，检察队伍的主流是好的
，但也确实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韩杼滨说，一是执法犯法、违法办案，甚至刑讯逼供，违法传唤
、拘押证人；二是以权谋私、以案谋钱，办“人情案”、“关系案”
、“金钱案”，越权办案、插手经济纠纷，和乱拉赞助，占用发案单
位交通、通讯工具，甚至截留、挪用扣押款物；三是作风粗暴、态度
蛮横，耍特权、逞威风，到发案单位“吃拿卡要”。

　　2700余名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安静地听取肖扬和韩杼滨作报告
，在肖扬提到严厉处分违法违纪法官时报以掌声。

　　肖扬说，从今年起，凡地县人民法院在一年内发生一起法官贪赃
枉法造成重大影响的案件，除对当事者依法严肃查处外，其法院院长
要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检讨责任”。

　　而凡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内发生两起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要到最高人民法院汇报查处情况，检讨责任。

　　肖扬说：“发生情节特别严重、造成恶劣影响、被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的，因严重官僚主义，用人失察、疏于管理而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的法院院长要向选举或任命机关引咎辞职。”

　　受到党纪、政纪处理的地方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28人。其中，
高级法院副院长一人，而且是追究刑事责任；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
7人；基层法院院长20人，其中两人追究刑事责任。

　　而去年全国法院总共“严肃处理”了2512名违法违纪的法官和其
他工作人员，包括追究刑事责任221人。

　　韩杼滨则报告，全国检察机关1574个经营性实体已全部撤销、移
交和脱钩。

　　全国人大在过去一年特别强调惩治司法腐败。委员长李鹏多次公
开指示，要惩治司法腐败，“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去年人大会议，许多代表不满高检“反腐不力”，只有55%对原
最高检察长张思卿提交的报告投赞成票，成为人大最“惊险”的一次
表决。当时，只要再少148票，报告就无法通过。



姜春云：

宪法权威未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当前法制建设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宪法的权威还没有
得到充分的体现，有些法律的实施不够得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相当严重。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姜春云，前天在第九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指出了这一
点。

　　他说，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监
督，而执法检查要突出重点，切中要害，改进方式，力戒形式主义，
提高检查效果。

　　姜春云指出，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分析原因，责成
法律实施主管机关尽快解决并要求对解决情况及时向常委会作出反馈
。

　　而有些执法检查结果和改进情况，还要公布于众，以接受人大代
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姜春云说，这将是人大常委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同时，还要加
强对国家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注意把计划、预算监督同审计
监督结合起来。

　　在回顾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时，他指出，修宪是中国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这次修宪总结了中国改革和建设的新经验，巩固了改革
、发展、稳定的成果，将为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
一步提供宪法依据。

　　姜春云也提到了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证券法和关于惩治骗购外汇、
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并审议了合同法草案。

　　另外，前天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何椿霖也在会上作关于澳门特别
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产生办法草案的说明。

　　草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九届人大代表的名额为12名，而澳
门特区成立以前，已由广东省九届人大选举产生的5名澳门地区代表
，在澳门特区成立后，即成为澳门特区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去年提交人大审议至今未通过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乔晓阳昨天说，去年提交人大
常委会审议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至今还未通过
，主要是人大需要一些时间来研究该公约如何在中国具体实施。

　　他指出，去年6月，国务院按照法律程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
利的国际公约》提交人大常委会来进行审议，不到一年的审议时间并
不算太长。

　　乔晓阳说，人大常委在审议这个公约时，觉得公约的许多方面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人大在制定和起草公约的时候，并没有恢复中
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中国没有参与制定和起草的过程。

　　而现在公约里面有许多具体问题，例如如何在中国具体实施这项
公约，因此也需要多一些时间来进行必要的研究。

　　乔晓阳昨天在记者会上回答一名美国记者有关中国签署的《经济
、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为何经过一年还未批准的问题时，作
出这样的解释。

　　他认为，在加入一个公约之前，对公约进行认真研究是一种负责
任的表现，也是国际社会一种通行的做法。

　　他还以美国作为比较，指出美国在1977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到1992年议会才批准，这已经过了15年，而同时在
77年签署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22年过去了，则
至今还未批准。相比起美国，中国去年才提交人大审议的《经济、社
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至今未通过，并不算太长时间。

　　乔晓阳昨天也提到，中国去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至今国务院还未呈交人大常委会来进行审议。 



修宪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 周锐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至今总共制定和颁布了4部宪法，目
前这一部是改革开放后1982年制定的，也已经过两次修改，现在则是
第三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受访时说，中国正
处于历史的转折过程，也是处在不断探索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因此，
会不断有新认识、新成果，这是为什么在短短11年，就修宪三次。

　　他说，这体现了改革开放的进步历程、对法治建设的重视。

　　不过，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的副教授贺卫方看来，这次修宪内容
是两股力量互相影响的产物。而中国不断修宪反映的正是目前的基本
价值还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还不稳定。

　　首先，一方是希望更开放、更多改革，希望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
护、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都有更明确的承认。

　　贺卫方说：“换言之，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资本主义。”

　　另一方，则是一批政治层面的保守势力。

　　贺卫方说：“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是因为它既被一些人视为代
表改革开放，也被另一些人视为坚持社会主义。”

　　有趣的是，尽管已64岁的政治智囊人物刘吉和39岁的少壮学者贺
卫方对修宪有截然不同的视角，两人却有一个“一致”的地方令人感
到惊奇，那就是：刘吉认为宪法不必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贺卫方也认为，要保护私有财产不必更动宪法。

　　但，他们所用的理由却又完全不同。

　　刘吉说，要宪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落后的观点
，是一两百年前资本主义初期为了与封建制度作区隔的观点。

　　他说，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累
进遗产税就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呀。”他举例说。

　　他认为重要的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和肯定，而这次的修宪等
于是对12亿中国人松绑，不必再受公有制经济的约束，因此，对非公
经济将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贺卫方呢？他则认为，修宪首先应设法肯定基本价值，至于对私
有财产的肯定，可由民法去做。

　　他说，现在的中国宪法应该在立法与司法的关系上先理清楚；还
要在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上讲分明。

　　贺卫方举一个例子：在新《刑事诉讼法》制定后，最高人民检察
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系曾一度处在“很紧张”的状态。

　　一个罪犯贪污了许多钱，检察官将嫌犯提控后，这钱应该放在法
院还是检察院？

　　“法院认为，应该移送来。但是检察院说，我只负责把钱的数量
告诉你法院就行了，钱放在我这里！”贺卫方说，当时，两方争论激
烈，还分别写出了解释文，解释的条文数量竟比母法的条文还要多！
最后才由全国人大及中共政法委出面协调，着手制订一套总体的解释
，以平息“两高”的冲突。

　　“这实质上就是宪法争议。”贺卫方说，因为宪法没有把这些重
要机关的关系说清楚。现在的情况仍是检察院对法院有监督权，各级
检察长可到同级法院参加审判会议，等于可以一身兼二职。

　　贺卫方认为，宪法不仅应该使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明确，而且，
宪法应该与其他法律一样，建立可以诉讼的明确管道，才是“有生命
”的。按照目前中国的宪法来看，技术上不存在“违宪”问题，因为
法院不会受理针对宪法的争议案件。

　　他觉得，宪法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力有多大，可不可以诉讼是一大
关键。



贺卫方：

希望人大常设一机构

负责裁决宪法争议问题



　　他希望全国人大常设一个机构，负责裁决宪法争议问题。

　　但今年肯定是办不到了。

　　贺卫方说：“我们都知道无法一步到位，只期待它一点一滴地变
好。”

　　刘吉的一句话或许可以作为注脚：这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修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