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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港台 |
08/09/1997 |  |
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 陈有为
（作者是旅美政论家、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作者认为中共的任何政改方案，必然会夹在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冲
突中，这是政改的复杂性与局限性。因此，必须循序前进，兼顾改革
与稳定，以确保中国的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商德文先生最近向国外媒体发表文章，主张
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制定新的宪法，举行自由选举，实行司法独立与
新闻自由，扩大地方自治，等等。
由于政治改革是极为敏感的问题，自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
中国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商教授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抛出这些主张
，无异是“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和议论。
美国之音新设立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电视节目，于8月
25日上午特地约请商德文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吴国光助理教授（两人
不在美国，通过电话交谈），以及笔者本人以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名义，就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进行讨论
，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与东南亚地区进行现场直播。在讨论过程
中，有不少听众从山东、四川、昆明、河北、武汉与海南岛等地纷纷
打来“Call In”电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
笔者认为，商德文教授敢于大胆公开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以及
中国基层群众能在各地收看“美国之音”的这个视听节目，并且无所
顾忌地发表意见，这种过去难以想象的情况，表明中国的政治气氛正
在发生变化，公民自由度有所增加，这未始不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
。
市场经济呼唤政革配套
商教授在讨论中重申了他的观点和主张。他说，邓小平在1987前
后曾经谈及政治改革问题，原来设想在中共十三大出台，经过十四大
，到十五大完成，大约10至15年的时间。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已
涉及到政治改革问题。但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特别是后来发生
了天安门事件，政治改革就被延搁下来。今天，政治改革较之当年具
有更大的紧迫性，因为市场经济与现行政治体制产生矛盾，“中央集
权的政治结构，只是扭曲性地和强制性地适应于市场经济，两种体制
互不配套，一切贪污、腐败、特权的现象，实质上都是从这个不配套
的空子中产生的。”
商教授认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实行政治改革，因此需
要像当年毛泽东召开新政协那样，由中共召集各民主党派与社会团体
举行制宪会议，制订一部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宪法。他表示，他所设想
的政治改革，包括自由选举、议会民主、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应当
在今后25年内逐步进行。商教授的主张可能不符合当局的政策，但他
的出发点是为了使中国得到平衡的发展。
吴国光助理教授基本上同意商教授的主张，他认为可以在“一个
中国”前提下邀请台湾各党派参加制宪会议，一起讨论中国政治改革
问题。但是通过电话提问与参加讨论的大部分中国听众，却对中国的
政治改革不抱乐观态度。有人认为现在中共的统治很稳定，基层群众
并无政治改革要求。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政治改革即使到了中共二十
五大也实现不了。
政治改革关键在于制衡权力
笔者在讨论中对商教授的见解和主张作了回应，并提出一些自己
的看法（本文内容包括会后的补充意见）。我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发
展，中国政治改革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中国领导人必须认真对待
。而政治改革的关键，是要使各级行政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多数受益，但是贪
污盛行，党风腐败，愈演愈烈。陈云早在80年代初就大声疾呼，党风
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可是十多年来，党风不是好转，而是更形
腐败恶化，一发不可收拾，问题是根本没有一套监督和制约以权谋私
，滥用权力的有效机制。中共声称党有改正自己错误的能力，但贪污
腐败日益严重的事实，证明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党的纪检部门以及
政府司法部门受同级党委领导，哪有权力去监督党政领导？虽然有人
主张使它们独立行使职权，但被否定。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遑论其他
。如果腐败问题不能解决，将来势必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
邓小平提出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现在宪法与党章已
有相应规定。但每次高层权力交替，都是在极小圈子内由最高领袖钦
定或元老们说了算，大多数党员和选民毫无权利可言。即使规定任期
，也不过是从这个位子换到那个位子而已。下边省市县里，书记省长
下来当人大主席或纪检委主任，然后下一轮再当政协主席，以至友协
会长，这样才会出门有车子，宴席上有筷子，报纸上有名字，反正他
们必须掌权，不是终身制，也是半终身制，这样的权力结构是非改不
可的。
现在中国存在着民主党派，实行所谓多党合作制。但民主党派的
存在，是以接受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在中共的许多人
看来，他们有这个地位，有这碗饭吃，是中共给的。民主党派参政议
政，最多不过是在各级政协开会时给共产党执政者提意见而已，如果
意见提得过头，冒犯了中共，就有反党之嫌，谁有这个胆量？
再说，权力制衡必须新闻独立，言论自由。谁滥用权力，贪赃枉
法，媒体就予以揭露，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哪怕天皇老子，也
不能逃避舆论的抨击与监督。当年尼逊总统的水门事件，就是由《华
盛顿邮报》两名记者捅出来的。在美国，不管你总统的权力有多大，
只要你违法犯法，就得受法律的监督和制裁。美国政治有很多弊端，
但这样的制衡方式，至少可以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值得肯定。
但是在中国，新闻事业是党的工具，本身没有独立性，你写什么
不写什么，新闻该不该发表，都得听命于党的领导。陈希同虽然被扳
倒了，但是他贪赃枉法的事实，以及北京市领导集团营私舞弊官官相
护的真相，至今也没有公诸于世。为什么？因为怕给中共脸上抹黑，
怕担心激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与不满。
因此，要进行政治改革，对权力加以制衡，归根到底必须实行议
会民主与新闻自由，但在中国，目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江泽民现在需
要加强实力，巩固地位，不希望自己的权力受到立法部门的制约，而
这正是江与乔石的矛盾分歧之一。江前几年说过，“只要我当总书记
，我就决不容许把人大变成资产阶级议会”。江很重视抓舆论宣传，
要求实行“政治家办报”，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说明，江泽民在
议会民主与新闻自由方面是不会有大动作的。
在这次中共十五大之前，江泽民正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夹攻，
江既不能在政治改革方面按兵不动，又必须小心翼翼地防止失控。因
此，在他包含着十五大政治报告主旨的“五二九”党校讲话中，江强
调经济改革要有“新的突破”，而政治改革却只提“继续推进”。实
际上，在他上台以来的七八年内，中国的政治改革完全陷于停顿，“
继续推进”之说，从何谈起？鉴于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前车之鉴，江显
然是无意在政治改革方面追求“突破”与创新，而宁肯“萧规曹随”
，继承邓小平当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未竟事业。而邓小平的所谓政治
改革，只不过是克服官僚主义，精简机构，下放权力，党政分开，即
使邓也提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但决不会包含自由选举、议会民主与
新闻自由在内。仅仅从江的用词来看，十五大即使提及政治改革，也
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政治改革会有很大风险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但有难度，而且有风险。风险在于，为了适
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中的陈规俗套，必然
会触犯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有可能引起反对，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
举例来说，现在中共决心大力推行股份制以解决国企改革的老大
难问题，原来的国营企业就要变成股份公司，工人成了股票持有者。
为了加强效益，增加分红，必须选出强有力的董事会来领导管理企业
。但是共产党同时又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作用。那么董事会与党委会
究竟谁的权力大，谁该听谁的？如果让党委会干预企业，搞什么政治
挂帅，企业肯定办不好。如让董事会掌管一切，党委会就无实权，中
国几十万个国企的大批党政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除了所谓掌握政策
、传达文件、批条子、讲空话之外什么都不会的领导人，就要失去原
有的权力地位和既得利益，而成为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现在中共的极端保守派虽然已经在政治上失势，但仍不可低估这
股势力的潜在危险。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症结的国企改革，存在著很大
的风险。如果改革不好，失业增长，工人上街，他们就会成为保守派
反对改革的群众基础；如果推行股份制而使大批党政干部失去权力与
利益，他们又会成为保守派的同盟军。
在中国仍然脱不出意识形态重重束缚的情况下，攻击与制服政敌
的最好办法，就是给对方扣上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帽子。已经被排
除出权力结构与社会主流的中共保守派，正在虎视眈眈地盯著中共改
革派和江泽民，准备一旦经济改革遭到重大挫折，政治改革引起社会
动荡的时候，就会饿虎似地扑过去，恶狠狠地将对手撕得粉碎，在政
治上置他们于死地，就像当年推倒胡耀邦与赵紫阳一样。
而另一方面，又有人想利用政治改革的口号，不顾当前中国的主
客观条件，要求实行激进改革，急于改变现状，甚至把西方的政治体
制完全移植到中国来。
这两方面的情况，决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复杂性与局限性。因此
，必须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点到面，循序前进，既不能为求稳定
而不改革，也不能因改革而影响稳定。改革与稳定，其最终目的都是
为了中国的发展，两者需要兼顾而不可偏废。
江泽民掌权的经济背景
● 田大可（作者专攻化学，现在美国新泽西州工作。）
中共十五大的预备会议已在北戴河闭幕，江泽民率其江东子弟全
面出掌中共政权似成定局。出乎许多中国问题专家之预测，北戴河之
役似乎未像所预期那样波澜壮阔。
现时外界认定的新人事安排中，乔石束手，出让人大委员长之职
予李鹏，而只保留政治局常委作为过渡。中纪委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
尉建行也告退休，外界认为唯一能与江氏势力抗衡的政法系统势力遂
告瓦解。朱熔基将代李鹏出任总理，此已为各界接受。
出乎外界预料的是，外界盛传，上海党政首脑将双双进入中共权
力核心，计有上海市委书记黄菊代替尉建行出任中纪委书记，上海市
长徐匡迪出任副总理，加上早已在中央的吴邦国和尚无定论的中宣部
部长首选曾庆红，短短数年间，具有上海背景的党政官员已逐渐进入
中共政权的权力核心，出掌要职，并将在下个月举行的十五大权力重
组中达到高潮。尽管江泽民对军队的控制尚有疑问，但是，他对中国
政权的全面掌握已毫无问题，权力基础已全面稳定。
权力中心向经济中心靠拢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上海系势力，也即外界所称之上海帮，此次全
面入主中央，表面上是因为“六四”之后，远在上海的江泽民唾手而
得天下，过后江氏为巩固其权力而大批提携其子弟兵。然而从深层上
剖析，此举意味者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逐渐
向南移动，并靠拢经济中心的一种趋势。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
是对始于本世纪初，由于中共建政而暂时中止的权力南移趋势的一种
回归。
中国自宋朝开始，经济中心逐渐南移，黄河流域日益贫脊的土地
已不能承受日渐增长的人口压力。历朝南移的汉人和当地的土著，在
江淮流域逐渐形成了新的汉文化中心。《清明上河图》即为当时富庶
江南的生动写照。江淮流域的经济发展已超过了传统上作为华夏中心
的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与此相对应，明朝朱元璋成为第一个发迹于
江淮并定都于长江流域的开国皇帝。
经济仰赖长江三角州
然而历史的趋势并非如大江东去，其后的迁都北京和满清的入主
中原并定都北京，实现了对这种历史趋势的反动。但是，经济中心之
南移并不因此而逆转。及至晚清年间，作为经济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与
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已经达到了最大程度的错移。漕运成为大清帝国
的命脉所系，朝廷的入息和供给全仰仗富庶江南的漕粮，因而长江流
域乃至珠江流域在中国政治中也日益重要。
洪扬发难于金田而定都天京，倚江淮之财力，得与清庭对峙达数
十载。武昌首义，即发于江汉平原之重镇武汉。韶关誓师，出自浙江
奉化的蒋介石挥师北伐势如破竹，定都南京，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统
一。而后蒋氏倚黄埔之军力，挟江浙财团之财势，主掌中国达二十余
年。其间，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在中国政治经济中举足
轻重，以上海为基地的江浙财团在中国政治中具备很大的发言权。这
些均标志着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己南移至长江流域，政治中心和经济
中心得以基本重合。
其后，国共内战，中共席卷大陆，江山易色，蒋氏政权退据台湾
，作为其依托的江浙财阀旋告瓦解，长江流域在中国政治中的发言权
亦告式微。
中共建政之初，北倚苏联，以北京为政治中心，东北为工业中心
，中国的政治中心又一次回转北方，富裕的长江三角洲在中国政治体
系中鲜有发言权。
同时，由于海峡军事对峙，中共海空防御能力薄弱，空中防卫仅
覆盖至海岸线，北起上海，南至汕头的东南诸省沦为东海前线。大批
机构和设施撤至内陆，更遑论投资和建设。
晚至70年代初，中美握手言和，海峡局势趋于缓和，长江三角洲
又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仅上海一市即贡献中央财政达六分之一，完
全是当年漕粮北运的现代翻版。因而，更高的政治发言权便成为当然
的要求。
苦心经营 厚植人脉
江泽民生于扬州，就读于上海，50年代留学苏联，曾出掌电子工
业部，并于80年代出任上海党政首脑，苦渡宦海多年，富有深厚的上
海背景。六四之后，江氏受命于危难，晋身至中国的权力顶峰。尽管
上任之初，羽翼未丰，如履薄冰，但江氏吸取前任之教训，深知自身
之弱点，苦心经营，厚植人脉，终于在今年春天邓小平故世之后，牢
牢掌控党政大权，立于不败之地。北戴河会议上轻取乔石，并大批提
携其子弟兵，即为其权力稳固之明证。
尽管世人皆认为江泽民得以入主中央，是中共权力斗争的妥协产
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其身后所隐含的某种必然性也不容忽
视，即江氏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代表而入主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开风气之先，得天时、地利、人和之
便，经济得以起飞。此时，上海尚按兵不动，其真正原因是上海在中
国经济中举足轻重，非得万全之策不敢轻举妄动。然而，珠江三角洲
的发展并不足以让它取代长江三角洲而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江氏受知于邓小平即是在这种大气候下。邓小平作为中共政权第
一代领导人中硕果仅存者，其功力也体现在对社会脉搏的感受和对中
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深谋远虑。其犀利的眼光，让他明了作为中国经济
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必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而进入下个世纪，而
这片最发达区域的政治发言权也必须在中国政权中得到尊重。
上海曾经作为远东最大的城市，商贾云集，人文荟萃，孕育出具
有商业气息的独特海派文化。尽管上海人因锱铢必较、过于精明而遭
人诟病，但是其刻苦耐劳，精明强悍，独到的商业嗅觉和国际视野也
为世人所共见。因而深受上海熏陶的江泽民入主北京政权必然会把这
种海派带入北京，并且符合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商业社会的过
渡。否则，如继续由传统保守、政治气氛浓郁的“京派”执掌中国政
局，必然不利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趋势。
江氏主政以来，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已为世人所瞩目。即将召
开的十五大中上海系人马的全面入京，标志者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的
经济中心在中国政治中具备了更大的发言权。
尽管中国政治中心尚在北京，迁都在不远的将来尚无可能，因而
让具有经济中心背景的人马出掌政局便成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对
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背离的妥协与平衡，符合中国的长治久安，同时
也是对中国政治中心南移趋势的某种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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