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港台

28/08/1997

中共政治局会议建议
十五大下月12日召开

　　（北京讯）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十
五大）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
建议十五大于9月12日在北京召开，将提请十四届七中全会审议决定。

　　新华社说，大会将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一批德才兼备、
年富力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将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五大的报告稿，已经中央政治局全体
会议通过，将提请十四届七中全会审议。在此之前，这个报告稿曾在
约四千人的范围内讨论和征求意见。党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成员，十五大代表，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人民团体的
党员负责干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各大军区党委负责人，
参加了讨论修改。

　　新华社说，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召开的历史性会议，是本世
纪中共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中共十五大为什么重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郑永年

　　　作者认为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理论，能否有效地
回击新、老左派的挑战，有赖于他是否有足够的创新精神，在坚持经
济改革的同时，推进政治社会的改革，使各方面保持平衡发展。


　　在江泽民5月中央党校讲话后，中共宣传机器在最近几个月聚焦
于“高举邓小平的旗帜”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方面的宣传，
为中共十五大意识形态造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共1987
年十三大时由当时掌政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提出，尽管这一理论得到
邓小平的认可和支持，但在赵紫阳失势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不再提
“初级阶段”理论。相反，这理论被视为是赵紫阳为其从政期间中国
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辩护的一种理论。那么，为什么在时隔10年后，以
江泽民为中心的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要重提这一理论呢？

　　赵紫阳当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为了发展一种可以
解释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的理论，就是说想为当时的现实提
供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解释，以对付来自“左派”的攻击。江泽民现在
使用“初级阶段”的概念无疑也带有这种目的。那么，第三代领导人
到底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左派”的挑战呢？


两种政治势力不容忽视

　　中国的经济改革尽管在90年代初以来具有长足进步，但经济的快
速发展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已经就中
国政治变迁及其改革方向提出了种种思想。新、老左派的崛起正是此
种努力的产物。左派之所以在中国政治上引人注目，不是因为它们提
出了行之有效的政治改革方案，而是因为它们直接针对经济发展所产
生的诸多现实问题提到了中国政治的台面，向中共“经济优先”的发
展战略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由于高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许许多多
客观问题，也由于新、老左派在许多大问题上可谓“旗帜鲜明”，它
们在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政治吸引力。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人无疑不
应当忽视这两种政治势力对中共政治、尤其是中共十五大政治议程的
影响。

　　概而言之，新、老左派关心的问题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关于经济变迁和国家能力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实行
像前苏联那样的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而是一种渐进的改革。它的主
要特点有：第一、容许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因为国营企业改革的困难，
中共容许在其经济的边缘地带发展出其他经济成分，如个体经济、私
人经济、集体经济和各种形式的合资经济等；第二个特点是分权。分
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央政府把包括财政、财产权在内的权力下
放到各级地方政府，或者说是权力的地方化；二是中央政府从许多地
方事务中撤出，让其他非中央的组织来管理这些事务，或者说是地方
自治。

　　这种形式的经济改革对中国政权能力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最重要
的变化莫过于经济所有制的变化。国有经济在总体经济中的比例日益
缩小，而其他各种非国有经济的比例则日益壮大。这种巨大的变化与
中央政府的分权政策也是有紧密的关系的。由于非国有经济一般都在
不同程度上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或私人手中，地方政府把其所掌握的
大量的投资放在非国有经济之上。

　　尽管这种地方行为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中央政府所
掌握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少，对地方政府和种种地方社会力量的控制能
力也越来越弱。从而导致了新、老左派所忧虑的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地区发展差异、中央调控失效、地方坐大、国家整合受到挑战等种种
问题。分配不均、加以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罢工行为不断出现，对
中国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开辟“第二战场”发展策略

　　第二、关于中产阶级崛起和其政治问题。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分权
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在沿海省份如广东、浙江和江苏，非
国有经济早已占据主导地位，而国有经济日渐萎缩，即使在国有经济
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如东北，地方政府领导人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
赶上其他省份，纷纷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发展策略，即采取各种
举措，发展非国有经济。

　　今天，各种非国有经济如集体、私人、合资等经济形式正包围着
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俄国和
东欧的模式区别开来。中共经济改革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其
统治的合法性，使之免于东欧共产主义的命运。就是说，是中国资本
主义的成长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那么，新、老左派忧虑的是什
么呢？他们忧虑的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及其政治影响。

　　在这一问题上，新、老左派有着全然不同的看法，老左派忧虑新
兴中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国有制经济不但是中国产业工人的
主要集中地，而且是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制经济比重的下
降，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中央政府的权威、
国家处理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直接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
固。”

　　再者，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
济后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
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
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
序、国防、乃至民主。

　　另一方面，被港台和中国大陆媒体称之为“新左派”的人忧虑的
是国家政权会向极右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经过
私有化，而是通过分权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新左派认为经济改革已经
培养出了一个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

　　由于没有私有化，中国的私营企业尽管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比重
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私营经济、集体经济还是其他种类的
非国有经济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与国有经济的关系或“国有资产的流
失”有关。无论何地，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本身成了企业家，政府组织
俨然成了企业实体。无疑，中国现在所有大规模的企业，无论其属于
什么样的所有制，都可称为“官商”。所以，新左派担心中国的国家
政权正在演变成为高度依赖于“官商”之上的极右政权，在政治上正
在变得越来越具有权威性质，而代表“官商”说话。


阻止两极化继续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来讨论减少地区发展差异、合理地进行国民收入
在不同群体中的再分配就成为空谈。新左派于是强调经济民主和政治
民主来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经济民主要求所有人民参与分享经济发
展的成果，阻止两极化的继续发展，以避免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而
经济民主必须配合于政治民主。因为如上所说，一个代表“官商”和
商人阶级的政府不可能有能力来进行收入再分配。没有广大人民的参
与政权，国家政权不可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政治参与因此显得
必要。新左派甚至认为人民的政治参与可以通过把毛泽东时代的“大
民主”制度化来实现。

　　第三、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和中共的意识形态问题。经济改革
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可能是必然的。经济的发展加速社会的变迁，
其中自然包括消极的方面。但在老左派看来，这些消极影响来自邓小
平的改革战略。邓小平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邓尽管也强调
“两手抓”，即政治上的控制，但并没有说如何控制，如何变革政治
来适应日渐变迁的社会。

　　中共也始终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但对“精神文明”除了打
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或者其他一切对社会具有“消极”
影响外，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或者说，它只强调控制，而没有指出
发展的方向，由于这些复杂的因素，中共社会意识形态在90年代以来
发生了被“左派”人士视为是“方向性”的变化。用一分“万言书”
的话来说就是，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现在认为是错误的；过去认
为是好的东西，现在认为是坏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不仅影响
群众的行为，而且也影响党员干部的行为，腐化、拜金主义，崇洋媚
外等变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有机部分，老左派认为，这种趋势如果得
不到控制，共产党的统治是可怀疑的了。

　　老左派认为，经济发展对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已经构成了威
胁。这种威胁和中产阶级的兴起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共产党内
部很大一部分人，包括中上级官员、知识分子开始公开主张中国放弃
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实现私有制。实际上，党的干部和官员早已经成
为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带头人，在基层，现在很
难找到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大多数地方企业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私人所有制。所
以说，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从意识形态和行为上改变了本质。另
一方面，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一方面忙于“俯身拾取金
苹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
治要求”。大量的私营企业家已经担任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许多私
营企业家，利用其聚集的大量的经济资源，角逐地方政府的领导岗位。
这些私营企业家也有代表他们自己的新闻媒体、报刊杂志，宣扬传播
他们的理念，一种非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发展。


为了回应新、老左派的挑战

　　无疑，新、老左派所提出的问题尽管带有很大的情绪性，但并不
是无的放矢，而是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性。正是其现实性，其对中国社
会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下岗工人的增加、
收入分配的不均、共产党干部的腐败、社会的拜金主义等等都是中国
目前存在的现象。新、老左派的呼声已经对第三代领导人提出了严重
的挑战。中共十五大也必然面对这些挑战。从新、老左派所提出的挑
战来理解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所确定的十五大的主题就比较容
易了。中共已经确定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的旗帜和发展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些都是为了回应新、老左派的挑战。

　　既然新、老左派所提出的一些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是邓小平改革发
展战略的产物，中共现在就面临一个“举旗”和“砍旗”的问题。这
种情况和邓小平上台之初处理毛泽东旗帜的情形有所相同。新、老左
派对邓小平发展战略的批评甚至否定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现在所取得
的伟大成就无疑是邓小平改革战略的产物，并且第三代领导人是邓小
平生前亲手扶植起来的，其在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也是和继承邓小平的
遗产有关。所以对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唯一的选择是明确提出高举邓
小平的旗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江泽民的新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能否有效地回击新、老
左派的挑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不过，对江泽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
为了举旗而举旗，而是要有足够的创新精神，在高举邓小平旗帜的同
时，再次开创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超越邓小平，正像邓小平超越毛泽
东那样。一种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并不是为了保卫谁，而是为了解释现
实，指导现实的发展。如果第三代领导人不能通过意识形态的创新，
在坚持经济改革的同时，推进其他政治社会方面的改革，从而保证社
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平衡，要在意识形态上树立合法性是难以想象的。

（作者是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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