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言论

03/11/1997

江泽民美国之行的“国内答卷”

● 郑永年

　　和克林顿的处境一样，江泽民这次访美时所要争取的和能够让出
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国内压力的牵制。就中美两国所达致的
协议来看，江泽民是给中国国内人民提供一份满意的答卷。



　　澳地利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有句千古名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在评论这次江泽民和克林顿的高峰会议时，很有必要考察双方外交
言辞背后的内政意义。我们时常讨论美国政治，特别是白宫与国会山
庄之间微妙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实际上，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尽管没有美国那样的分权制
衡制度，普通民众也没有制度性的管道（如选举）来影响和左右国家
的外交政策，但领导人在外交事务中，并不是没有任何制约，能够随
心所欲。也就是说，江泽民在和克林顿的交易中，做什么和不能做什
么，都要考虑到中国国内因素，尤其是江泽民本身在中共政治体系中
的权力地位。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江所取得的交易为中国国内交
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对美国关系很清醒



　　自毛泽东以来，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一直是有清醒的
认识的。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也是衡量中共主要领导人权力地位是否
稳固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共的难题是，如果和美国过于亲近，就会导
致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如果和美国抱敌对态度，中国又会在
很大程度上被孤立在世界体系之外，从而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邓
小平强调要搞好中美关系也是着眼于中国国内建设而言的。

　　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从各个方面制裁
中国，使中国处于相对孤立状态，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视中国为一
个潜在的敌人，从各个方面打压中国，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最惠
国待遇、人权民主等等。美国甚至阻止中国承办奥运会和插手台湾问
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内各方面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在海峡
危机期间，江泽民的温和政策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批评。军方要求的
是更为强硬的对台政策。

　　这次江泽民访美尽管是在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顺利召开之后，
但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江仍然不能轻易妄为。中共已经费了很大的努
力来求得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中美关系诚然重要，但江并不希望出
现重大疏忽以至影响国内事务，特别是他在国内的权力地位。中共前
总书记胡耀邦下台的原因尽管很复杂，但胡的“亲日”政策无疑是其
中一个重要因素。对江泽民来说，在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处理中
美关系尤其需要小心翼翼。

　　看来，江泽民是达到了这一目标。尽管很难比较这次高峰会谈中
谁作的让步更大，但从内政意义上来说，江所作的让步更具有“象征
”意义。首先，中国以中止对伊朗的核武器材料出口换取美国政府取
消对中国的核高科技转让的禁令。这对中国相当重要。中国政府的首
要议程是国内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对伊朗等国家的核帮助尽管包含有
平衡美国力量的意义，但不是中国领导人的意图。从邓小平到江泽民
，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高科技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是有高度的认识的
。中国能否在下一个世纪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在很大程度
上并不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而是中国能否吸收到西方高科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有近20个年头了，但在吸收高科技方面的
进展并不很大。这次美国承诺对中国核高科技的出口无疑开了一个好
头。所以说，江克有关核技术的交易对中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易本
身。

　　在台湾问题上也有类似的进展。应当说，两岸关系的恶化主要原
因是台湾的民主化和美国政策的变化。台湾民主化的一个原因是其领
导人意识到民主化是台湾争取国际生存空间和同情支持的手段。李登
辉不仅利用民主化与大陆讨价还价，而且也使台湾高度国际化，赢得
了国际空间。美国既出于台湾的军事经济价值，也出于在意识形态上
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在近年来，对台湾关系日益密切。无疑台湾问题
的解决不可避免地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政策。

　　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显得较为被动。尽管有“江八点”，但并没有
引出台湾的积极的回响。台海危机期间，中共用导弹来威慑台湾并非
本意，而是一种消极反应。这次高峰会谈，美国政府再次肯定《上海
公报》精神，强调在“一个中国”的构建内来解决台湾问题。尽管这
种重新肯定的意义对美国来说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对江来说是实
质的。相信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并没有多大的奢望。美国能够恪
守《上海公报》对江泽民来说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



在人权问题做让步



　　最重要的是在人权问题上。作为一种让步姿态，在江泽民访美之
前，中国政府同意签署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国际公约》
。但这种“让步”是轻微的，因为这一公约和中国政府一直所强调的
发展和生存权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同意签署只是意味着中国承认这一
国际公约，愿意服从国际规则。美国在谈论人权时所强调的是政治权
利，特别是批评和反对政府的权利。在这方面，江泽民和克林顿可说
是针锋相对。双方除了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外，并无具体的行动方案。
不管怎样，对江泽民来说，人权问题没有成为这次高峰会谈的一项议
题本身就是一种“赢家”的象征。江泽民的这种做法不至于被国内各
种势力所攻击。民族主义者侧重于江泽民的针锋相对性，民主主义者
看到的是中国政府在渐渐地接受“人权”的精神。

　　自然，江泽民为国内交了一份较为满意的答卷，这次高峰会议对
其权力的进一步巩固也具有正面的影响，但这次高峰会谈是否为中美
关系确立了一个发展长远的战略伙伴关系却是需要另外加以讨论的问
题。

（作者是东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