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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言论 17/11/1997

“江旋风”过后的省思
  ——评江泽民访美成果与中美关系前景(之一)


● 陈有为(作者是旅美政论家,现为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作者认为随着江泽民的访美,两国关系已进入新阶段,两国利益
的交织已达到相互需要、难解难分的程度,但是在交往中须防止超越
各自行事的限度。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之行在举世瞩目中结束之后,国际舆论
都在对这次访问的结果进行评估。只要不存偏见,谁也不能否认这次
访问取得的巨大成果及其产生的重要影响。但中美之间的主要分歧并
未消失,两国虽有共同利益,但又抱着各自不同目的。中美联合声明
墨汁未乾,美国众院就急着通过若干制约中国的决议,表明中美关系
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大阻力,不能过于乐观。



关系新阶段新在哪里?



  江泽民这次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领
导人对美国进行的一次破冰之旅,它恢复了久已中断的中美两国首脑
会晤,决定两国建立热线联系,定期进行首脑互访,以及外长与高级
官员定期磋商,使中美关系从1989年后的低落徘徊状态回到正常轨道
,为今后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双方确认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促进相互合作、维护世界
和平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决定从战略高度与21世纪的长远观点出
发,在广泛领域推进合作,同时又对分歧进行协调,使之不致影响两
国合作,这就为两国关系建立了一种新的架构。

  克林顿总统与美方对江泽民访问的高度礼遇和隆重接待,显示了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重要地位与国际影响。而江泽民本人
在这次访问中所表现的庄重自信、从容自如与亲和姿态,既反映了邓
后中国内外形势稳定与江本人的地位巩固,也使世人在新旧世纪之交
的历史时刻,看到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登上世界舞台的新的风格与形
象。

  回顾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可以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从1972年尼逊访华打破关系僵局到1979年初中美建交;从1979到
1989年10年间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8年来关
系挫折倒退陷入低谷;直到这次江泽民访美后开始的新阶段。

  新阶段究竟新在哪里?首先在于关系的基础有所不同。如果把这
次发表的联合声明与过去中美两国的三个公报相比,可以发现很明显
的差别。

  1972年2月28日的联合公报充满着中方革命造反的空洞词句,而
公报的核心内容只有台湾问题与反对霸权两点。当时中美之间没有任
何双边关系,毛泽东的“醉翁之意”不在于跟美国做生意而在于联手
反苏,因此公报只点缀性地表示要为“逐步发展两国贸易提供便利”


  1978年12月16日的建交公报主要是重申这两点,确定建交和互派
大使。



以两国合作为基础



  1982年8月17日的公报则着重于解决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只笼
统地表示要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关系与国际问题“进行适当磋商”,所
指的国际问题只限于印支、朝鲜与印巴关系而已。

  反观这次中美联合声明所涉及的问题与内容,则远远超过了过去
的范围。白宫发表的四页半英文公报全文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只
占了六行。公报更多地着眼于双边关系中更为广泛的问题,包括经贸
、科技、文化、教育、能源、环保、法律、人权、军事、防止核扩散
以及进行核技术合作,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在国际领域,强调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推动亚太合作,“共同对付面临的
各种挑战”,包括朝鲜半岛、中东、海湾和南亚等重要地区,以及在
反对国际犯罪与缉毒方面的合作。也就是说,过去中美关系的基础主
要建立在对付第三者的基础之上,现在则是以两国本身合作的因素为
主,这样的关系基础,要比过去宽广得多。

  其次,中美关系的分量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在美国或外
国,不管对中国看法是好是坏,恐怕没有人能否认,由于苏联垮台与
俄国衰落,以及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美国与欧洲日本的盟国关系虽较亲密,但缺乏对世界全
局的重大影响;美国与俄国的关系由敌变友,莫斯科已无力与美抗争
。由于中国的力量、影响与能量正在从区域性向全球性大国扩展,以
及中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它对世界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所起的作
用,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果,无论积极消极,正面反面,都不是其
他国家所能比拟的。正因如此,美国不能不把中美关系作为它对外关
系中的头号问题来对待。

  第三,关系的架构今昔不同。过去中美关系因为强调战略与安全
合作,而把双方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其他方面的矛盾分歧撇在一
边。后来又因为这些矛盾表面化导致摩擦冲突,而忽略双方关系的整
体格局与共同利益,致使关系跌宕起伏,老是在好坏两个极端之间摇
摆。经过这次克江会谈,双方从战略高度、世界格局与长远观点来看
待中美关系,强调寻求共同利益,推进两国合作,并在如何协调处理
分歧方面达成了共识。就如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坦利。
罗思所说的,中美双方“为寻求扩大合作的途径,建立处理分歧的机
制,为面向21世纪的双边关系构筑战略架构”。这样,就使两国关系
更加务实,也更加成熟,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利益交织,要合作不要对抗



  中美关系的新阶段,还表现在两国利益交织已达到相互需要、难
解难分的程度,双方认识到必须相互承认对方的利益,以及在相互关
系中防止超越各自行事的限度。这正如江泽民10月30日在美中协会等
团体午餐会上所强调指出的:中美两国应当“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
合点,既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

  虽然从政治上说中美关系自1989年以来一直陷于低谷,但随着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对外开放与日俱增,中美两国的经济交流却日益扩
展。双边贸易已从1972年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428亿美元,
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居外国投资的第二位。中国在美国
对外贸易中的排名则从1980年的第24位迅速上升为去年的第四位。现
在中国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输往美国,而美国有近20万人是从事向中
国出口的生产业务的。

  中国的发展需要引进美国大量的高科技与先进设备,同时又能为
美国提供潜力无限的广阔市场,请想一想,中国12亿人口中只有不到
百分之八的人在打电话,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坐过一趟飞
机,中国将来需要多少通讯器材、发电设备、民用飞机、汽车?仅仅
今后10年内,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就高达7000亿美元,这样大的市场
,全世界除了中国,还有别的吗?江泽民此行拿出30亿美元买40架波
音飞机的订单,从长远来说,不过是拔九牛之一毛而已,说明中美经
贸关系发展前途无量,难怪美国大企业的老板都要争着参加白宫欢迎
江泽民的国宴。

  在安全利益方面也同样如此。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最大国家和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两国的确负有重大责任,需要相互合作
。朝鲜半岛、柬埔寨与南亚的局势自不必说,就是西亚中东地区,也
与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有密切关系。在武器扩散与核技术转让方面,
中国过去一再抵制西方制订的导弹技术控制体制(MTCR),原因不仅
是中国军方需要赚取外汇,把武器扩散作为一张讨价还价制约美国的
牌,而且力求以此在中东与南亚的重要战略地区保持中国的影响力。



利益交换和承认



  这次中美之所以能够在武器扩散问题上达成协议,中国同意作出
让步,不再向伊朗出售新的核技术与设备,以换取美国对中国出口核
技术与核电站开绿灯,这既是利益交换,也是各自对对方利益的承认
。因为武器扩散问题确实涉及到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而且从长远来
说,由于中国已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入口国,将来必要从国外大量
进口燃料,消除中东与海湾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也是符合中国本身利
益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去年的台湾危机,由于中国进行导弹
演习而美国出动航母,双边都摸到了对方的底线,认识到了在台湾问
题上行事的限度。北京以演习表明必要时不得不使用武力的决心,而
美国则以实际行动表明,一旦局势发展到真正危害台海地区安全的时
候,不要认为美国就一定会完全置之不理。因此,双方对对方可能作
出的强烈反应,最好心里有数,把它事先估计在内。

  大约4年以前,在克林顿总统上台之初,笔者曾在文章中以“不
打不相识,打了还是要相识”两句话来形容中美关系。正是由于这种
利益交叉与彼此不能超越限度的情况,才使中美双方认识到要合作不
要对抗的必要性,使两国经过几年反复终于达成了邓小平所提出的“
增加了解,减少麻烦,发展合作,避免对抗”(注)的默契,使这次
中美首脑会晤取得了成果。



  (注)关于中美关系的16字方针,是邓小平早在1991年秋天提出
,一年后由江泽民公开宣布的。现在国外媒体以为这是江泽民制订的
方针,是一种误解。

  (作者是旅美政论家,现为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访问学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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