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言论

18/11/1997

“江旋风”过后的省思
　　——评江泽民访美成果与中美关系前景（之二）

● 陈有为

　　在上文中，作者分析中美关系在江泽民的访问后，已进入新的阶
段，但双方须防止超越各自行事的限度。在今天这篇文章中，他认为
两国对人权问题应予以重新思考，以设法超越人权问题的障碍，使中
美关系能继续前进。

　　自从克林顿于1993年初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经过了反复的辩
论与思考。其中心问题是人权要不要与贸易（最惠国待遇）挂钩，该
不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因素；美国应该把中国当作朋友还是敌
人，采取“交往”还是遏制政策？

　　如果实行前一种政策，即贸易与人权挂钩，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
待遇，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那么美国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其结果
不但会伤害中国而且也会伤害美国的利益。由于国际上无人会追随美
国，只能使美国自己陷于孤立。因为实践上行不通，克林顿才在1994
年春违背自己在总统选举中的诺言，宣布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不与人
权挂钩。然后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研究之后，最后在去年春天确定了以
“交往”为主的对华政策。去年10月间，克林顿与江泽民在纽约庆祝
联合国成立50周年期间会面时，正式达成了开展高层互访举行首脑会
晤的协议。

　　现在克林顿重申，“孤立中国是行不通的，会适得其反，而且具
有潜在的危险性”。这说明，美国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认识
到唯有与中国交往，才能使中美关系恢复正常，稳定发展。但是，这
里仍然有两个因素必须注意。第一是克林顿要推行“交往”政策，在
美国国内遇到很大阻力。第二是这种“交往”政策本身包含着中国所
难以接受的意图与目的。美国将通过这次中美联合声明中规定的许多
交流合作项目，在各方面对中国进行制约，使中国逐渐发生变化。

　　就在江泽民访美前夕，美国密苏里大学举行了一场多年来十分罕
见的大辩论。由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共和党参议员洛特以及企业家为正
方，与前加州州长布朗、议员、学者与宗教界人士为反方，在能容纳
上千人的大厅内就对华政策进行大规模的公开辩论。反方甚至提出了
“自由贸易只能在自由人民之间进行”，以及中国是美国潜在敌人的
极端看法。虽然正方质疑反方，按照反方观点，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
就只剩下跟它打一仗了。但反方的意见仍然咄咄逼人，几乎使基辛格
难以招架，并且还不时地受到全场听众鼓掌欢迎。

美国对华政策有三层次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不但政府与国会之间存在着权力制衡
的情况，而且包括媒体舆论和民意在内的公众权力（public power）
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也有很大影响。中国领导人可以不看《人民日报》
，因为《人民日报》写什么不写什么，是根据领导意志来决定的。而
过去的美国国务卿每天早上起来先要看一看李普曼的专栏文章说些什
么，现在也一样。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果按朝野来分的话，有三
个层次：政府以安全战略为重，企业界以经济利益为重，而国会和民
意则以道义为重。后者包括媒体舆论、宗教、工会、家庭社团以及人
权活动分子。他们在今年上半年曾经掀起一阵阵很有声势的浪潮来反
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对克林顿政府施加压力。

　　事实上，克林顿在10月24日江泽民访美前夕发表的关于美国对华
政策的演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自己辩护而说给美国公众听的
。他承认，反对他的对华政策的人，主张美国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态
度来遏制中国，甚至不惜在中国变得强大之前就与之对抗。这种情况
说明，将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向，很有可能是国际上合作比较容易，
而各自的国内政治则构成为两国关系发生摩擦的主要因素。

　　此外，克林顿本人及其手下的高级官员并不讳言，美国要通过与
中国“交往”，使中国成为一个“稳定、开放、非侵略，含有自由市
场、多元政治、法治，并与（美国一起）共建国际秩序”的国家，而
这正是美国利益之所在。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更强调“交往不是认同
”，在美国能以适当方式与中国打交道之前，美中两国“不可能有完
全正常的关系”。

　　现在北京欢迎美国与中国“交往”，但是美国“交往”的目的是
要改变中国，使中国变得更加温和，开放，自由，更加接近西方的模
式，也就是实行“西化”。

　　“西化”是不是就绝对不好，中国是不是就绝对不要“西化”，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具体分析，不能加以截然的肯定或否定，
也不宜于在没有完全界定含义之前就笼统地提出反对“西化”的口号
。因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包括它的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社
会结构，企业管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社会风尚，等等，都是
“西化”的结果。要想把现代化与“西化”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对
中国来说，应当像康有为说的那样，“掇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
应笼统地全盘否定“西化”，正如不应当全盘接受“西化”一样。中
国引进股份制是不是“西化”？如果它能为国企改革开辟一条出路，
促进经济高涨，为什么不可以也来“化”它一下？

　　因此，中国当局在这里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中国进一步溶入国
际社会并向全球性大国迈进时，除了在经济贸易方面需要与世界接轨
之外，在其他方面，包括很多体制与规范，究竟必须天马行空，吾行
吾素呢，还是为了适应形势需要而入乡随俗，作相应的必要的调整和
变化，以便与世界接轨？这种接轨是否应该被看作是别人的和平演变
，它是不是符合中国本身利益的一种正常发展？未来中美关系能否处
好，如何认识与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对美战略，高度中有低度

　　江泽民这次美国之行感触最深的，恐怕莫过于人权问题对中美关
系的深刻影响了。

　　克林顿所以毫不客气地当着江泽民的面批评中国“站在历史错误
的一边”，不仅因为这是他的信念，而且是表达了美国人民的感情与
观点。既然中国屡次要求美国总统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那么中国领
导人是否也应当尊重美国人民的这种感情？客观地说，美国公众对天
安门事件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并且对当年电视上出现的血腥形象念念
不忘，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并非完全恶意，更不是要推行“和平
演变”阴谋，中国当局对此应当有所理解。北京要想美国公众完全认
同中国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江泽民是想以此行来消除天安门事件在美国人民心中的阴影
，他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虽然他并未像迟浩田那样自以为聪明地说
出“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那样的话来，但是江关于天安门那段话仍
然可以说得更加委婉一点。如果北京不仅以中国思维而且也用西方思
维来与美国公众沟通的话，似乎用这样的语言和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意
思更为妥当：

　　“从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发展的严重影响与后果来看，它的确是一
件不幸的事件。这是一件谁也不希望它发生但又不幸发生了的事件。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因为这一事件而停顿倒退
。这是因为我们恢复了社会的稳定，为进一步推行改革开放，发展经
济创造了条件。今天，在维护稳定发展这一点上，中国政府与人民的
要求与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国际上也有很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如果
发生动乱，会不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确信，中国
今后有条件也有信心，来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之所以被动，固然主要是因为美国企图把自己
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但也由于中国本身对人权问题的处理不当。
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说明中国的观点立场：

　　第一，不妨承认中国过去有过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如反右派
运动与文化大革命。

　　第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很大的改善，这
是举世有目共睹的事实。不应当回避中国大多数人的情况，而眼睛仅
仅盯着具有不同政见的少数几个人身上。

　　第三，中国的人权状况还需要改善，但这只能是一个历史发展过
程，只能随着经济文化发展而逐步进展。即使美国也是如此。1776年
杰弗逊在为北美13个州的大陆会议起草独立宣言时，初稿中曾有一段
关于释奴的文字，因为南部奴隶主的反对而未成为现实。直到近一百
年后的1862年，林肯才发表解放奴隶的宣言，但这个宣言确立的目标
过了很久才能实现，而且直到1960年代，马丁·路德·金黑人牧师还
是因为种族歧视而遭到了白人的杀害。

克林顿承认中国人权有进步

　　但北京总是被动地为自己辩护，从来也不敢承认过去有过严重违
反人权的事情（没有过去错误的对比，如何说明现在的进步？）今天
也存在着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连克林顿都承认中国人权有进步，并
且检讨了美国人权的缺点，为什么中国一说起人权，好像就是完美无
缺引为骄傲，而人家一提中国的人权问题就要扣上干涉内政的罪名，
并且总是把人权问题完全当作主权问题来处理？

　　俗话说，“将军上路，不打小兔”。不能因为人家把小兔当作大
象，自己也草木皆兵，如临大敌，把小兔当作大象来对待。中国领导
人应当明白，你那边吹绉一池春水，他这边就掀起三尺巨浪。实际上
中国是在给自己帮倒忙，不是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加以
淡化，少用镇压手段，甚至宽容处置，让不同政见分子出来参加国际
会议，以改善自己形象，而总是以显示强硬为满足，以反对干涉而得
意，用这种僵硬和强化手段的处理方式，给别人提供炮弹来攻击自己
，这不是战略的高度，而是战略的低度。

　　无论从过去或将来看，北京要想绕开人权问题而求得中美关系的
稳定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究竟应当把人权问题放到什
么位置上来对待，和以什么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如果把江克高峰会议
之后需要增进中美关系比作一场战役中的大兵图全线推进的话，现在
魏京生与王丹就好比出现在进军途中的两个小山头。究竟是绕过山头
让大部队前进呢，还是非要在小山头上纠缠不休，而让整个前进步伐
停下来？只有把战略眼光放远，对人权问题予以重新思考，不要就人
权问题考虑人权问题，而是把它放到中国发展的整体利益以及中美关
系的整个格局中加以权衡轻重，决定取舍，才有可能设法超越人权问
题的障碍，使中美关前进。否则，在这个问题上促进，又在那个问题
上促退，要想共同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岂非徒托空言，谈
何容易。（全文完）

（作者是旅美政论家、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编者按：此稿写于11月13日。中国政府已于11月16日宣布允许魏京
生前往美国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