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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1997

中国综合症：20世纪末的两难
　　——写在江泽民访美之际

● 伟达

　　在中国江泽民主席即将访美与克林顿总统举行首脑会谈的前两周
，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密西西
比大学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式的“中美关系辩论会”。

　　会上以基辛格为首的美国老牌政客为一方，力主对中国采取交往
政策，认为中国在15到20年内不会威胁到美国利益，而且只有中美保
持全方位交往，才会对两国及世界的前途都有好处。

　　以一些国会少壮派议员为主的另一方则大谈“中国威胁论”，认
为中国的人权记录、贸易失衡、劳改产品、核子武器技术转让、压制
台湾和西藏独立等等，都是反美国价值的，甚至还会危害到美国利益
。中国是美国21世纪“潜在的敌人”，为此美国对中国应推行遏制围
堵政策。



美对华政策充满争议



　　辩论双方各执其理，互有高论，最后难解难分，不了了之。辩论
会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是左右为难，摇摆不
定，充满争议：商业贸易上想抢中国这个大市场，区域安全上想争取
中国的合作；但在基本政治理念、行为和价值标准上，又很难与中国
坐在一条板凳上，并由此担心未来中美冲突难以避免。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难状况基本上始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
此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比较有系统性和连续性的：即在经济上支
持中国向“市场化”迈进，在政治上支持邓小平奉行的“改革开放”
政策，在国际和区域政治上也争取中国的合作。

　　“六四”一声枪响，令许多美国人从“"中国梦”中惊醒，认为
这一下真正看到了中共“改革”的底牌，于是声讨谴责制裁的呼声四
起。而中国自92年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力的不断增强，则令美国
在对华政策的两难中愈陷愈深，朝野每年为此争吵不休，两派阵营分
明。克林顿主政后先听了对华强硬派的观点，发现不灵后又开始采纳
温和派的意见，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此缺乏主导原则，动荡多变。



“中国综合症”起因



　　看来美国是患上了“中国综合症”。中国综合症的病源来自于中
国这个令人无法忽视的巨人自身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历史文化悠久，
但缺乏近现代科学、哲学、法制，和人文传统。现实中宏观经济急进
，微观操作却经常不合规范（如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近年来
人的经济价值见长，社会保障与政治权利却改进不大，并常有执政者
镇压异己的情形发生。

　　中国在台湾西藏问题上所持的“主权”立场与国际间对此所执的
“意识形态”和“人权”立场也时有冲突。在进攻性武器转让问题上
，中国一半出于扩大自身影响并制约美国势力的考量，一半也为了商
业利益，为此不少自行其事。在历史、现实、国内、国际、政治、经
济、地缘、文化理念及行为习惯等众多复杂因素交叉作用，变化重组
的大背景下，“中国综合症”应运而生。其主要症状是令人爱恨交加
，将信将疑，难成判断，无所适从。

　　实际上，“中国综合症”的最大患者可能还是中国人自己。在国
内，愿意改革的人对政治体制的僵化腐败还要学会容忍和无奈。不愿
意改革的人则眼看着自己的党在经济“和平演变”的路上愈走愈远。
执政者还要尽量把这分裂的两端摆平，在野派则为“经改”推动“政
改”预测的迟迟不兑现而“等白了少年头”。



中国中共两概念重叠



　　在海外，中国人已形成“中国”与“中共”两个纠缠不清的情结
：妖魔化中共可以，妖魔化中国不行；自己圈子里批评中国事物可以
，当着外人面前讨伐中国不行(吴宏达便是犯了这一忌)。分化中国人
的思想可以，分裂中国人的领土不行(譬如台湾独立)。再加上“中国
”与“中共”大有重叠的地方(最简单的一例:江泽民既是国家主席又
是中共总书记)，遇到别人对这重叠之处品头论足时，海外中国人的
心里就更像是打翻了的调味瓶子，酸甜苦辣说不清了。

　　总之，“中国综合症”是与中国打综合交道时容易患上的疑难病
。除中美两家同是“中国综合症”的主要患者外，其余病人可能还包
括西欧各国、日本、朝鲜等，尽管各家可能病的程度不一。

　　有人对“中国综合症”下药。猛药为：不思不想，顺其自然。抓
住当前利益，何必太操心于将来。这是想通过把综合变成片面来缓解
病症。缓药为：历史地看中国，“渐进”地看中国，少责其不和谐之
现状，多念其发展的未来。这是想通过把横向综合变成纵向综合来缓
解病症。

　　无论怎样，“中国综合症”是一个中国和世界都无法回避的，历
史巨大惯性所产生的存在。不管世人对之态度如何，它都会在相当长
的历史阶段内按照自身运作的规律延续下去。明智的选择，乃是如何
理解这个存在，适应这个存在，进而影响这个存在。



(作者为未来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