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言论

31/10/1997

中美两国战略思维的比较

● 李山（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生）

　　作者认为中美由于战略思维的差异，导致双方关系摩擦不断，随
着美国态度的逐渐改变，其对华政策将更着重发展共同的利益，这对
促进两国关系有利。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越来越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热点话题。中美
两个太平洋大国，是走向不可避免的严重冲突，还是基于重大的共同
利益，而走向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也许没有人能给出一个肯定的
答案。问题在于：事情发展的结果很大程度取决于中美两国战略决策
层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式，及其针对形势的根本估计。这里想比较分
析一下现阶段中美两国战略决策层的思维方式及其演变背景。

　　在中美高峰会谈之际，仔细比较中美两国舆论对中美关系的各自
报道，就可以发现：中美两国的认识存在着如此重大的差别，两国之
间的沟通竟如此欠缺。

　　首先，似乎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的到来，美国政界、舆论界抨击
中国的声音鹊起，从追查政治献金、加强驻华使领馆监视中国人权，
到核扩散、西藏、出售死刑犯器官等等，不一而足。而中国方面却风
雨不动，反而声称“江泽民访美前夕中美关系不断升温”，并频频发
出“江泽民此行将在中美关系史上打开新篇章”之类溢美词令。

　　总之，中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抱着充满玫瑰色彩的美好希望：中美
两国可以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携手合作，“把世界带入和平与发展的
21世纪”；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不成为合作的障碍，双方应求同存异
；中共十五大决定改革开放做出“重大突破”，这符合美国的意愿，
即最终使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加入国际社会”，等等。

　　而在美国方面，所有的估计和考虑都和中国相反：21世纪西方文
明面对一个动荡和敌意的非西方世界的挑战，中国在其中的角色甚值
忧虑；中国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和美国价值制度格格不入，
并为美国公众所贬斥，人权成为两国关系的极大困扰；更重要的是，
很多美国人并不认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而是把它当成是
佛朗哥、比诺切特式的反动方向，甚至是二十世纪初德、日军国主义
的危险模式。



战略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



　　要想理解中美两国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上的如此巨大的差异，就必
须了解双方在国际关系上的战略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首先来看中国
方面，而这又和中共改革派及其改革理论有着紧密的关系。

　　人们常常提到毛泽东死后中国大陆的传统社会主义理念衰落所造
成的巨大的精神危机和意识形态真空，而往往忽略：传统意识形态衰
落对中国过去的国际战略思维的冲击和改变也是相当大的。在毛泽东
、周恩来时期，中国有那时的一套完整的战略思维体系，这是基于列
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孙中山的反帝传统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
等系统理论之上的。

　　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一直未明确提出有别于毛的、新的一套
国际战略的理论体系。在八十年代，是大力推行经济改革的赵紫阳，
为取代传统战略思维框架、寻找“中国如何面对世界”的新的理论基
础而做出了重大尝试。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大力推荐美国“未来学
”的几本著作，如托福勒的《第三次浪潮》、《未来的震荡》，纳斯
比特的《大趋势》，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以图更新思维
，赶上“趋势”。这次理论“震荡”引出电视片《河殇》，喧哗一时
。

　　这个新思维的理论基础，就是西方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趋同论，认
为在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都将趋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
工业社会，并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然而，具有讽刺性的是，时隔不
久赵紫阳自己的职务却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被终结了。不过，赵紫阳所
引入的思想体系在知识分子精英中发生了重大影响；由此所形成的国
际战略思维方式，在赵紫阳下台之后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正如同十五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要追溯到赵紫阳，十五
大上所提出的国际战略思维也基本上来自赵紫阳的体系。这个体系的
基本思想在《和总书记谈心》（社科院副院长刘吉等著，对十五大路
线有重大影响）一书中表露得最为典型和充分，即：“和平与发展”
、“中国与西方双赢”、“跨国公司成为世界大同的经济基础”、“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等等。



两国存在着巨大共同利益



　　根据这个思维方式，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与合作
前景。不久前刘吉在哈佛大学就中美关系发表的演讲中说，美国应从
二十一世纪开始向中国提供10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以便中国购买美
国的技术设备，又帮助美国产品打开中国市场。

　　根据这种战略思维方式，近来在美国国内出现的“围堵中国”言
论和“妖魔化中国”现象，是来自少数一些“抱着过时的冷战思维”
的人，其举动“干扰了美国政府的正确决策”；对于两国之间发展友
好关系的“主旋律”之中的这种“杂音”，中国的对策就是“减少麻
烦，不搞对抗”。

　　不难看出，这是在根据中国政府与自己的不同政见者之间的互动
关系，来天真地猜度美国政治的运作。邀请李登辉访美、第七舰队在
台湾海峡集结、以及提出《西藏法案》、《中国政治自由法案》等，
总不是“民间干扰政府”的结果吧！中国决策精英只能认为这些是克
林顿当局的动摇和失策，而中美关系经过95年以来的大起大落之后，
已经“克服了种种障碍，回到了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保持了不断
改善的势头”。

　　这种认识，也显然出于单方面的臆想；实际上，作为美国全球战
略的一部分的对华战略，基本上是一如既往地、准确、持续地执行一
套既定方针，和中国的外交战略在几十年内数次大反大覆有所不同，
美国作为二战后的世界盟主，其外交战略深思熟虑，立足点长远。所
谓“动摇”，更可以看成是测试对手底线的火力侦察。



民主化浪潮带来深刻转变



　　这里以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为例。一般认为，冷战后
中国失去对抗苏联的利用价值，致使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些苛刻与敌
对的政策。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实质。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
策从八十年代的宽容、支持到九十年代的苛刻、施压，虽然和中美苏
大三角的消失以及天安门事件有关，更重要的，它是美国在全球战略
中从扶植“权威主义发展模式”到推行“民主化浪潮”的深刻转变的
一部分。

　　从战后到七十年代，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其亚洲战略，在于
扶植亲美反共的权威主义政体，并在这种政体之下，以压制民主为代
价，推动经济增长，来抗衡共产主义。这实际上就是日本“经济奇迹
”和亚洲“四小龙”通过依赖美国战略军事同盟和美国市场取得的成
功经验。中国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和建立中美战略同盟同时
起步，特别借鉴学习“四小龙”模式，即在权威主义政体下“以经济
工作为中心”、一心致力于由出口加工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整个八
十年代，美国一直是在积极诱导、支持中国走这条道路。

　　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不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发
展，不再具有资本主义橱窗的反共功能，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控
制市场、抢夺资源变得更重要。美国不再无条件地支持权威主义下搞
自由经济的政体；一个放弃共产主义理念的政权，和一个符合美国利
益、听命于美国的政权，还远远不是一回事。

　　由此可以推导出美国对华政策所必备的两手战略：一方面继续和
中国接触、交往，促使中国进一步发展自由和开放的经济，另一方面
对已经淡化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权，照旧以人权等为借口，轻则羞辱，
重则制裁，不断地制造麻烦，使中共政权不断丧失自信、不断软化，
使其在西方面前失去谈判筹码，从而实现进一步控制其发展方向、抢
占其市场资源的目的。

（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