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言论

31/10/1997

美国对中国国情需要足够了解　　

● （美国）奥文·哈利斯（本文原载美国《纽约时报》，作者是《国家利益》刊物主编）

　　人权课题永远都形迹鲜明地出现在阐明美国外交政策的宏论之中
。今年，对中国锲而不舍地全神关注——推演到此刻江泽民的到访—
—已赋予这课题一个唯它所独有的凸显性质和热烘烘的情势。

　　许多甚或是绝大多数皈奉所有不同政治信仰的美国人由衷地相信
在世界上促进自由、正义和民主是他们国家的权力与职责——甚至是
命定了它应该这么做。这就像克林顿总统星期五有关中国的讲话中所
说：“我们舍此而他顾的话将跟我们所代表的一切东西背道而驰。”

　　这是一股内发的崇高与强大冲力，这道冲力不可随便地加以嘲弄
或视为无物。然而，凭这道冲力去成事——如果一个人关心的是有无
效力而不仅仅是想觉得品德高尚——是比许多人权活跃分子所承认的
更为复杂与艰苦。

　　标榜人权的人看待事物用的是典型的直坦坦的方式。他们将这些
权力看成是绝对性的，并要求实践这些权力须严守准则，少点什么都
会被贬斥为欺世盗名和心存鄙夷。这些贬斥因好些政权无法兑现得了
在这课题上所夸下的豪言壮语而吸取了一些可信度。

　　不过，真实情况是个人和特别利益团体大有自由给予人权绝对的
和不加保留的优先地位，而政府却没有。

　　对活跃分子而言，人权是一项可献身的事由。但当人权被包容到
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里，它们就成了利之所在，是许多利害关系中的
一项。它们所含的主张必须跟那其他的利益对冲平衡，而这当中有许
多——且撇开不谈有势在必行的实际重要性——是有自己本身的道德
内涵与道德诉求的（比方说和平、安全、秩序、繁荣）。

　　在这众多利益所排出的座次里，人权占有的位子有必要在一个形
势转换成另一形势时随之变动。



人权屈就于更迫切的利益



　　有些时，比如当对人权所做的侵犯是狰狞丑陋的，而又没有其他
紧要利益面对被牺牲的危险，人权的排位就会非常地高；有时，人权
必须让路给其他更迫在眉睫的利益。美国战时跟苏联的结盟就是这么
一个人权屈就到下头的显豁例子。

　　如果一个人的所有利益什么时候都矛头指向同一方向就会方便于
做出决断，但它们并不会。在他那篇备受赞颂的文章《自由的两个概
念》中，艾赛亚柏林爵士以冷峻的字眼树立了这一论点：

　　“如果就像我所相信的那样，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多项的，而且不
是所有目的在原则上是相偕相合的，那么冲突——以及悲剧——的发
生，或为个人的，或为社会的，将不可完全从人类生活中祛除掉。因
此，在绝对性主张之间作出选择的必然情势是人类处境所无法摆脱得
了的一个特点。”

　　请注意，不是欺世盗名或心存鄙夷，而是“人类处境所无法摆脱
得了的一个特点。”



中国的特殊情势



　　其他使人权政策贯彻起来头绪纷乱的因素——这正是使严守人权
准则成为非简易单纯而是关系到判断力与鉴别力的复杂事态的因由—
—是情势的可变性与特殊性。

　　同样的行动在不同情况里，会有不同的后果，可能是明智之举，
可能徒劳无功，也可能酿成灾祸。

　　且细究一下关切到当前中国事务的一些“情势”。

　　第一，中国的人口比之北美、欧洲和俄罗斯所综合起来的人口还
要庞大。试想象从一个政权中枢对这所有三个广袤地域进行统治的艰
辛任务。

　　你也许就会开始体会出管治中国会呈献什么难题给甚至最聪明的
政府——更不用说交给一伙背负着非常恶劣与过时的政治习惯和有扭
曲作用的意识形态的老人。

　　牢稳地以深究的观点看待一些数字也是大有帮助——在标榜道德
的人看来每一个个人都是权力重如泰山的时候，政治上则是数字举重
轻重。

　　据人权活跃分子所说，当前在中国的政治犯人数是3000名——约
等于总人口的0.00023%。

　　第二，在本世纪，中国经历了一个传统政权的崩溃、军阀当道、
内战、外来侵略、粮荒和集体恐怖。在仅仅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它还
经历着一场由一个自大狂所操纵摆布的大规模颠狂暴乱。

　　一个拥有如此深重的苦痛记录的国家大有可能会把多到不寻常的
筹码投放在保持秩序与稳定上，并愿意压抑许多东西以求成就这些目
的。

　　第三，在过去20年左右吧，中国经历了极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
快速的经济成长与转型。在1970年代末，邓小平宣布说中国的经济规
模在本世纪末将翻四番。在当时，这看来不过是共产党又一次大言不
惭的海口，但中国如今已超越了那个目标。

　　这一番超乎寻常的跃进所产生的效果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当
今情形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就如同一个黄金时代：有秩序、有和平
、有前所未有的繁荣、以及一个比过去48年任何时候在自己背脊上没
压得那么重的国家。



中国对动乱怀有恐惧感



　　在另一方面，狂烈的增长却也制造了严重的张力与问题，这其中
有无孔不入的贪污、对环境的破坏、国有企业出现失业和无法发展出
对新型经济至关重要的机制（包括法制和银行金融系统）。

　　对掌权者而言，这些问题对控制国家和保持稳定会引致严重不稳
。对局势会完全失控而产生恐惧——克林顿总统正确地指出，中国“
对动乱和分裂向来怀有恐惧感”的说法——应该是真实的。

　　国内急不及待对他们施加的压力以及涌现的契机将决定中国领袖
在可见将来的行径，而不是外部的影响。

　　即使这样，美国还是要决定对这个愈来愈重要的国家行使一项政
策。有关的讨论字眼已框限在从围堵与交往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这些
都是不敷应用的字眼。但必须注意到我们可在它们之间针对各自可取
的地方作出评断，这比抽象的凭空遐想要好。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是两项都尝试过了。

　　从1949以至1972年，美国选择进行围堵、不给予承认和几乎是零
的交往——而这段时期在中国人而言是灾难和悲痛几乎没间歇过的时
期。

　　从1972年开始，美国选择进行积极的交往——虽然偶尔出现倒退
，这些年来经济状况，毫无疑问的，也包括人权都改善得很可观。

　　当然，这发展并不会在交往和改进之间建立起一个直接的因果关
系。但这两者间肯定非全无关连，当总统坚持说美国如今必须逗留在
这一个交往道路上，他是正确的。

（本文原载美国《纽约时报》，作者是《国家利益》刊物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