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方明

　　笔者今年夏天曾在香港《亚洲周刊》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马来
亚共产党于战后不懂得审时度势，及时由武装斗争转为议会道路，以
致于至80年代末全面失败。

　　近日读《李光耀回忆录》，方知马共在新加坡的统一战线运动，
曾在客观上接近介入议会道路。在活跃在新加坡政坛的人民行动党内
，曾有很强的马共或亲马共势力，而任该党秘书长的李光耀曾一度和
他们关系密切。但由于政见不合，马共或亲马共势力于1961年8月自
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另组社会主义阵线。在新加坡共产党人之渗入
人民行动党，和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不同，当时的国民党本身
并不走议会道路，因而共产党也无通过选举执掌政权的打算。

　　马共争取李光耀的活动曾一度相当有希望。“在1955到1959年学
华语的时候”，李光耀于书中透露，“雄心勃勃的工会亲共活跃分子
几乎天天午餐时间都到我的办公室来教我一小时，有时晚上到我家再
教。他们用《人生观》等书名吸引人的小书教我，实质上是在宣传通
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共通过教李光耀华文的教师向李
光耀灌输了四、五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此事在《李光耀回忆录
》中虽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但在事实上，却绝不是一件小事。以
联俄联苏著称的孙中山当年也未必花过四、五个星期来听苏俄或中共
代表讲课。马共甚至其他遥控领导或操纵马共的人关切这件事的进程
和结果的急迫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李光耀曾说过：“共产主义邪恶吗？我自己就不相信共产主义是
一种邪恶力量。事实上，对于他们所要做的事，70%我赞同。”但是
为什么他最终拒绝做马共的同路人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所作所
为，使共产主义最终成为一种邪恶制度。它所以能争取到年轻人对它
效忠，是因为它答应为他们带来一个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民主社会主
义也追求这种理想，不过，它要靠共产党的独裁和列宁主义的一切残
酷无情的手段来实现这种理想。”“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
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

　　马共并没有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掌过权，因而也无从令人想象如
果它掌了权，会不会像越共、柬共那样令人民走上“受奴役之路”。
但李光耀似乎本着客家人在长期迁徙、经商中养成的对自由的追求和
见微知著的特点，及早察觉了和马共合作之不可行。《李光耀回忆录
》中记录了几件令他感到必须疏离马共的事，例如：

　　——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惨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
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事业的人报复，根本不设法证明对方有罪。

　　——苏联人曾经利用占领军，在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建立共产政
权……捷克外长马萨里克被杀害，从窗户堕地“跌”死，共产党人因
此可以接管……。

　　——我读毛泽东这个辩证法样本得出结论，一旦英国人离开新加
坡，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会变成敌人。毛泽东说：“对敌人不
能仁慈。”

　　刘一帆是1942年在马来亚加入马共的，……战后他成为马来亚境
内跟当局进行接触的马共代表……英国人便把刘一帆驱逐到中国。但
是，事情最后还是有意想不到的发展。像许多共产党那样，他革了自
己的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共领袖陈平把他开除出党，他的幻想
破灭了，在蒙羞受辱的情况下去世。

　　——我决定取道莫斯科返回新加坡……当时我有害怕的感觉，认
为自己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情形确实如此。

　　事实证明，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下走上的道路，要比马共所设
计的道路要好。这证明民主社会主义要比专制社会主义有生命力。如
果一种政治运动认为因为自己的理想是崇高的，所以它就可以不择手
段地驱使人们去实现这一理想，那么它最终就会丧失感召力。这是本
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的国际共运给人们带来的深刻教训。在这点上，李
光耀也许是先知先觉。

　　饶有兴味的是李光耀早在60年代就看了某些放弃了理想的马共分
子的蜕变形态——“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是，他们一旦放弃共产主义，
便往往变得贪得无厌。急于补偿过去的损失，就像一些华校中学生领
袖的情形一样……这是我初次看到的现象。”

　　后来我在中国和越南也看到同样的情形。当革命不能带来乌托邦
，经济转为自由市场时，有权发出执照或是能够靠官价购买物资和插
手服务业的干部，是最先腐败和下手剥削群众的人。”

　　先在政治上残酷无情，后来经济上贪得无厌——这会不会成为人
们在世纪之交时回顾历史，对某些曾经将自己献给“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的写照？那些仍在为理想无私奉献的真正的共
产党人，是不是应该思考从意识形态上、政治结构上进行改革或转型
呢？也许，“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作者为一名研究南洋问题的中国学者，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