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下册《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完成后，8月29日在办公室接受本报和英文《海峡时报》记者的采访。以下是这次访谈的摘录：

　　《海峡时报》（简称海峡）：您为何决定为回忆录撰写下册？

　　李资政：当我在1996年开始写回忆录时，我原本计划在1998年同时出版上下两册。到了1998年3月，我发觉我无法完整交待印尼局势的发展。当时，苏哈多政府的地位岌岌可危。我因此决定展延出版下册，同时集中精力在写上册。

收录最新局势为更好交代东南亚情况

　　《联合早报》（简称早报）：人们对上册的反应如何？有没有什么反应令您感到意外？

　　李资政：人们的反应比我预料的好。年轻新加坡人也显得有兴趣，这令我感到鼓舞。在新加坡，中英文版卖了超过20万本。

　　海峡：您为什么要在回忆录里收录最新的局势？

　　李资政：我的目的没变，那就是让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知道，一切得来不易。我们的生存和繁荣有赖一些基本的治国理念。失去这些理念，我们将失去一切。在回忆录中收录最新局势，也是为了更好地交代东南亚的情况，那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海峡：您是说您的目的与上册相似？

　　李资政：在上册里，我着重解释新加坡独立的背景。相对来说，那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叙事方法。

　　至于下册，我谈的是30多年的奋斗史，过程有如攀登险峻的悬崖。如果把它当故事来写，那将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决定根据主题来写，这使我能在750页中浓缩30多年的重要事件。

　　早报：但是，上下两册有别，分别是谈独立前后的发展，您希望年轻一代从下册获得什么启示？

　　李资政：下册的首两个篇章是谈独立之后我们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团结全民以及把国家引上新的发展道路。接着，我写的是富有政治意义的事件。

第二代领袖应该由人民去评估

　　海峡：回忆录下册的15个篇章是谈国内问题，其余的是谈国际课题。您是如何决定国内外课题的比重？

　　李资政：我列出独立后必须解决的各种问题，然后先从最重要的课题谈起。首先是国防，接着是经济和金融——这些关系民生的课题。

　　跟着，我谈语言、文化、教育。独立之后，为了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我们把英语作为工作语和共同语。

　　接下来，我谈到如何维持政府的清廉，使新加坡与众不同。我们要的不仅是一个诚实的政府，我们也要一个清洁和翠绿的新加坡。

　　最后，第15章所谈的都是我亲自介入的工作，譬如樟宜机场的建造。

　　早报：您并没有在回忆录里提出您对第二代领袖的看法。

　　李资政：那应该由人们去评估。第二代领导层是我和我的同僚引入政坛的。他们也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人才。他们已经带领国家渡过一些难关，包括金融危机，他们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其实，应该给予他们肯定和支持的是人民，不是我。

谈到马来西亚和印尼最难下笔

　　海峡：回忆录里的哪一些篇章是最难下笔的？

　　李资政：最难下笔的是谈到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篇章。我所写的都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不能草草了事或避开令人难堪的课题。我必须说出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也应该谈到问题的关键。新加坡人必须学习如何与我们的邻国相处，并与它们建立一种工作关系。

　　偶尔，我们与邻国对一些事务抱持不同的看法，这是难免的。人们必须学习接受这个事实，并且谅解政府保持镇定和耐心的必要，因为唯有这样，政府才能找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海峡：您说这是件困难的工作。您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李资政：我必须把事实和真相写出来，否则，我就不应该动笔。虽然如此，我还是尽量小心，确保自己不会太武断。为求客观，我把有关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篇章交给所有曾派驻两地的新加坡大使或最高专员，以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协助我修改了一些段落，也使我的文字变得温和与平实，同时又能准确地表达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

　　早报：在国内的种族关系这个课题上，您是否畅所欲言？

　　李资政：我把一切有关种族问题的篇章交给马来议员过目，我的顾虑是，我可能用了容易产生误会的字眼。不过，我也有责任解释一些问题，像马来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不如他族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殖民地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1981年至1982年之间，虽然这是敏感的课题，我还是公开谈论它，否则在我退休后，马来社群将怪新一代领导人，怪他们没尽力提升马来人的教育水平。我先是向马来政治领袖提这个问题，接着是马来新闻工作者。

　　过后，马来议员成立了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为马来学生开办补习班。几年前，当回教专业人士协会成立时，总理决定支持和鼓励他们。我支持总理的决定，因为这对马来社群有利。社群中的成功人士本来就应该协助较不成功的人。谈到协助马来人，没有人能做得比马来专业人士好。

不想在无意间伤害到马来人感受

　　海峡：您说不想在无意间伤害到马来人的感受，为什么？

　　李资政：在过去，我的一些坦率但无意的谈话使马来社群感到不安。因此，我必须确保我没用什么冒犯的字眼。

　　早报：在种族关系这个环节，您希望年轻一代得到什么启发？

　　李资政：种族之间的问题是无法完全解决的。这不是上了一堂课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在上了课之后说：“我们已经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这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在我们这一两代内，我们能取得的进展有限。当我们无法在一起用餐，当人们不能够在不改信其他宗教的情况下通婚，我们就应该承认彼此之间的差异，而我相信这些差异仍将存在。

　　海峡：您在撰写回忆录的几年里，什么事最令您感到振奋？什么事是最不如意的？

　　李资政：在回忆录的上册，我所叙述的是连续性的事件，并以一个戏剧性的高潮结尾。下册则比较难下笔。它涉及两个阶段。比较困难的阶段是从1965年新马分家到1971年英军撤退。后来在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了，我们的经济面对考验，不过，当我们成功解决了这两个危机，我就觉得我们将开始起飞。之后，我们就不曾再面对这么紧张和戏剧性的危机。

　　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而没有戏剧性的突破。以国防为例，我们在英军撤退后建立了信誉良好的国防部队。但是，这些工作是无止境的。每两三年，我们就必须训练一批的服役人员，教导他们如何使用各式武器。与此同时，武装部队不时都在更新武器系统。

　　回忆录下册所谈的是不一样的故事，它有如一场马拉松竞赛，没有高潮起伏的情节。

美日中三国能影响新加坡前途

　　海峡：您是说您的困难是将这些个别的事件串联起来？

　　李资政：是的。我无法把这些事件当作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只能把它们当作一系列有待处理的课题和任务。

　　在回忆录中，许多篇章是谈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是因为新加坡的生存取决于我们的外交策略，当然还包括经济和国防力量。

　　我先谈马来西亚和印尼，然后谈亚细安。我也花了不少篇幅去描绘那些能影响我们前途的国家，它们是美国，日本和中国。我在起草稿时，写了一些有关共和联邦国家的有趣故事，但是因为篇幅的问题，只好割爱。我必须做到轻重有别，年轻人在阅读时会如此领悟：“是的，美国对我们很重要，还有日本和中国。”欧洲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从战略均衡的角度来说，它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早报：从您的回忆录，我们知道几位前美国总统经常听取您对中国和台湾问题的意见。您对自己所发挥的影响有什么看法？

　　李资政：不。对于美国来说，这些是较次要的问题。我与他们（几位前美国总统）认识多年。他们在阅读了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汇报后，为了进一步查证，他们征求本区域一些领袖的意见。我向他们表达我的看法，但是我不能不自量力地假定，我的意见影响了他们的政策。他们是根据国家利益来做决定的。

　　海峡：在写回忆录时，什么事最令您感到振奋？

　　李资政：当我完成这项工作时（笑声）。即使如此，我总觉得还有没完成的地方。一些大使或最高专员在读过我的草稿后这么说：“这句话有待商榷，你不应该这么说。”

　　为此，我必须修改那句话。这是很烦琐的、很费精神的工作。我必须重新启动电脑，重新打开电脑文件，然后修改有关的段落。

　　很多时候，我被这些繁杂的工作困扰，而感到没什么乐趣。

　　海峡：在动笔时，您的心情如何？有什么往事影响您的情绪？

　　李资政：比起写上册时，我的心情平静得多。那些很情绪化的事件是属于上册的范围。在独立的最初几年，我们经历了一些紧张的时刻。但是，那不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不像我们与共产党人在1961年到1963年展开的斗争，也不像我们在1963年到1965年间所面对的马来种族极端分子的威胁。英军在1973年撤退后，我们还有一个步兵团，当时，我们建立了新加坡武装部队。在安然渡过石油危机后，我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更有信心。

　　早报：对年轻人来说，独立前后的事件看来很遥远。您如何确保年轻人对您所谈的事情感兴趣？

　　李资政：这很难说。我尽量不要写得太乏味。年轻人应该知道的是，我们的生存不是天赐的。我们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认真地对待问题，认真地制定应对的政策，并确保这些政策是行得通的。

　　在未来，他们也将面对同样的问题。以新经济这个由电脑和信息科技带动的现象为例，年轻一代必须决定的是：我们应该顺着潮流，还是抗拒潮流？如果我们顺着潮流，我们的文化、我们教养孩子的方法、我们教育下一代的方式，都将受到影响。

　　处理不当，这些问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年轻一代的部长已经决定，我们必须顺着潮流，不管后果如何。他们决定让幼稚园和中小学的学生学习使用电脑，他们决定使家家户户都能上网。在十年后，新加坡将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社会，新加坡人将是见闻广阔、熟悉互联网的一群。人们可在家中和学校里享用宽带网络所带来的各种服务。到时，领导人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治国。

　　这是一个资讯供过于求的时代，人们不知道该读什么，该相信什么。我每天都收到许多的报纸和杂志。到了周末，我还来不及把它们读完，我又收到最新一期的。我想把所有的刊物好好读一遍，但总是抽不出时间，我只能选择一番。每个人都将面对这个问题。这样的环境下，政治领袖非有魅力和信誉不可，否则你所谈所写的，将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如果你言之无物，又乏味无趣，人们将有更精彩的东西可读可看。

　　海峡：您的工作忙碌，在写回忆录时如何分配时间？

　　李资政：啊，那是很烦琐的工作。假如你看过我的稿件上所记录的时间，就会发现我经常写到凌晨三点半或四点半，有时甚至是5点15分。我在中午时分才起床。我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白天的生活短过晚上的生活。

　　海峡：您在书中提到前同僚郑章远和蒂凡那，在下笔时会觉得困难吗？

　　李资政：有关郑章远和蒂凡那等人的事，我在过去谈论了许多次。

　　海峡：您在写有关他们的事时，有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障碍？

　　李资政：我首先要决定的是，我要提到他们吗？我认为这 是不能避免的课题。如果我不写，人们会说我有愧于心。在提到他们时，我尽量做到客观和不带感情。

南大关闭写得更详尽将显得不成比例

　　早报：您又是如何处理像南洋大学这样的争论性课题？一些人认为您或许应该更详尽地描述南大关闭的由来。

　　李资政：在这个课题上，如果我写得更详尽，将显得不成比例。

　　这个课题对南大毕业生是很重要的，但是从其他新加坡人的角度来看，就未必如此。从创校的那一年起，南大就无法达到它的目标。南大的创立者原本以为，东南亚的华人子弟会到新加坡的华文大学深造。当时是50年代初，东南亚国家纷纷取得独立。这些国家都不愿看到自己的国民到新加坡的华文大学求学。当南大毕业生无法找到最好的职业时，大学的发展就有了问题。大多数家长决定把孩子送去英校和新大。

　　海峡：在谈到您的家人时，您曾经征求他们的意见吗？

　　李资政：我与我的夫人讨论一番后才开始写那个篇章。后来，我把它送给我的三个孩子过目。如果他们觉得哪些段落不适合，我将删掉这些段落。

　　海峡：您删掉了些什么吗？

　　李资政：我省略了几件事，比如说，我不谈我的孙子如何吵闹，如何受宠（笑声）。

下册不应该会引发邻国同样激烈反应

　　海峡：请再谈一下我们与两个邻国的关系。回忆录的上册引发了一些抗议，而您最近又协助改善新马关系，这对您写下册有什么影响？

　　李资政：我写回忆录是为了让后代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不是要影响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局势。我所叙述的事件并不像上册的那么痛苦。它不应该会引发同样激烈的反应。

　　海峡：下册谈到现任领袖，而上册讨论的多是已不在世的人物。

　　李资政：情况也许是如此。但是，我的文字和语气都很平和，没有挑衅的意味。

　　早报：您的回忆录将在中国和台湾发行，您有什么期望吗？

　　李资政：我只希望人们会觉得这本书值得一读。读了我的回忆录，他们会明白我对两岸问题的看法的由来。我不可能影响他们的政策。他们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去制定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