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资政李光耀说，写回忆录是一件苦差，令他用尽心思。

　　李资政做事向来一丝不苟，他写回忆录时也是如此，为自己设定很高的要求：既要写得引人入胜，又要尽量客观和准确，同时还得兼顾他人的感受，遣词用字力求平实温和。

　　要求这么高，当然就写得辛苦。回忆录里的许多段落一改再改，直到找到最贴切的字眼为止。写回忆录的那几年里，他经常昼夜颠倒，写书写到凌晨四五点才停笔。

　　他说：“在这个网络时代，资讯供过于求，人们往往不知道应该读什么，应该相信什么。”

　　“政治领袖如果言之无物，又乏味无趣，将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毕竟人们有许多更精彩的东西可读可看。”

　　生动有趣，虽然是李资政写书之道，但是他写书志不在谋稻谋粱，他的书也不是让人在茶余饭后读来消遣的。他是国家的奠基者，有着许多奠基立业者共有的“心事”：对于下一代，他显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忧虑。

　　这位77岁政治家的忧虑是，年轻一代新加坡人把眼前的繁华景象，看作理所当然的。他写回忆录，就是希望能带着年轻人走一回来时路，感受一下这一路上的风风雨雨。

　　两个星期前，李资政就回忆录的下册接受本报和《海峡时报》记者的专访。在他那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他是一副轻松祥和的样子。厚厚的七八百页回忆录终于写成，连两个邻国和台海两岸的最新局势都写了进去。他说，他现在如释重负，而且正尝试着放慢生活的步伐。

　　当天，我们从他写回忆录的目的谈起，也谈他如何在题材上做取舍，如何在一本书里述说漫漫35年的治国经验。

　　接着，很快的，也很本能的，我们的一问一答就环绕着区域政治以及种族关系的课题。两年前，李资政的回忆录在长堤彼岸引发阵阵抗议声，大家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新加坡和印尼的关系也陷入低潮，前总统哈比比更说出“万绿丛中一点红”这句对新加坡人很有“警世”意味的话。

　　李资政说，回忆录的下册里，有关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篇章是最难下笔的。

　　难是难，但是也并非不可能。在过去几十年，我国领袖就一直在危机四伏的区域政治钢索上练功，也练就了一身独特而且近乎艺术的平衡功夫。李资政在写回忆录时，就用上了这套政治艺术。

　　他的底线是自己必须说出事实和真相，否则回忆录将失去意义。与此同时，他要尽量客观，文字也力求平实。

　　在回忆录的自序中，在接受我们访问时，他都详尽的解释自己如何尽力而为。回忆录的草稿，那些谈到敏感国内外课题的篇章，该过目的人，都过目了，这些人是外交官、政治同僚、学者、公务员和新闻工作者等。而且，该修改的地方也修改了。在准备这场访谈时，我把回忆录的草稿借来一读，只见电脑打印的稿件上，处处是李资政的笔迹。从段落的增删，文辞的修饰，看出他考虑的周密。

　　李资政顺得哥来也没失嫂意。以前不方便说的许多事，回忆录里都说了。我们因此更了解马哈迪医生和哈比比这些人物，知道他们对新加坡始终显得耿耿于怀的千丝万缕的背景。

　　新加坡与邻国的关系，归根究底是离不开原始的种族情感。公开讨论它，有“政治不正确”之嫌。但是，如果连李资政也不谈，那将是后人的一大损失。

　　在分析国内事件时，李资政一样坦诚。他的坦诚，填补了我们认知上的许多空白。政府向来严守国家机密，我们可填的空白很多。比如说如果资政不写，有多少人知道在新加坡取得独立的初年，马来西亚政府仍然在新加坡摆出军权在握的架势？

　　回忆录不可能完全客观，也难免会引起争议。但是，如果人们在争论之余，仍能从这很厚的书中得到一种历史的视野，感染一点忧患意识，回忆录的作者和读者的努力将不会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