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阅读了《李光耀回忆录》的下册之后，给内阁资政李光耀写了一篇读后感，客观地分析了新加坡为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克服的现实环境，以及环球化对世界所构成的挑战。

　　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新兴国家纷纷冒起，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面临环球化的冲击。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能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重大事件时，以第一时间介入。

　　遗憾的是，资讯爆炸并没有相应地带来认知上的提高。各大洲相互接触，彼此却不一定互相了解。科技的一致性，伴随着一种不言明的假设，是不是政治乃至文化，最终也会同化为单一概念呢？西方世界里许多建立已久的民族国家，尤其摆脱不了漠视历史的诱惑，一厢情愿地以自己的一套文明价值，作为评断每一个新兴国家的标准。然而这些国家总是忽略了一点，西方现有的体制并不是在这个时代一眨眼就开花结果的，而是历经了多个世纪经年累月的蜕变，才逐渐有了介定，确立了正统、宪制法规和基本价值观。

　　然而历史是重要的。西方体制历经了循序渐进的发展进程，当代的新兴国家却必须在一夜之间仓促成立，接受一套现成的复杂体制。在西方，文明社会的演变同现代国家的形成是同步发展的。代表制因而产生，约束了国家的权力，处理社会无法以自然规律解决的事务。在更重要的目标之下，政治斗争相对地缓和了许多。

　　后殖民统治时代的独立国却没有相同的历史。西方国家历经多个世纪才完成的任务，新兴独立国必须在更加复杂的客观条件下，在十几二十年内落实。当国民共有的经验不外是殖民统治，尤其对一个由多元种族构成的国家来说，政治上的反对派，往往不纯粹只被视为反对执政者而已，而是被视为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挑战。

　　新加坡正是一个实例。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欧洲帝国列强崩溃，东南亚的政治版图重新划分的话，这个小岛充其量也只是英国在远东的主要海军基地，没有未来，没有建国抱负。在非殖民化的第一波浪潮里，新加坡原本并入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后来，国家企图依据马来族是大多数人口，去确立国家身分和特性，小岛以华人为主的人口成了这个国家概念的一大威胁。马来西亚最终把新加坡逐出家门，因为它还未做好准备，应付这么一个庞大的华族人口，或者说得直接一点，它还无法教会新加坡，有朝一日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归属马来西亚联邦，该怎么依赖和顺从中央政权。

　　但是，历史证实英雄足以造时势，不寻常的人物有能力逆转任何周详审慎的算计。就李光耀这位让新加坡冒起成为新兴国家的建国之父来说，英雄、时势，哪个造就了历史，答案是非常明显的。

　　新加坡所面对的形势已是最糟糕的了。河口沙洲上的一个小岛，什么天然资源都没有。50年代的新加坡承继了区区百万（今天已经超过300万人）的多元语言人口，其中75.4%是华人，13.6%是马来人，8.6%是印度人。新加坡以南，毗连着拥有1亿人口的印尼（现在几乎增加一倍）；新加坡以北，是628万人口的马来亚（马来西亚前身）。新加坡作为东南亚迄今最小的国家，即使有能力维持主权独立，似乎也命中注定只能做强大邻国的附属国而已。

　　李光耀却不是这么想的。每一项伟大的成就在实现以前都是个梦想，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国家，不只求生存，更要出类拔萃，成就过人。他要以超凡的智慧、纪律和创意，替代天然资源。李光耀向他的政治同僚发出召唤，一起献身于他们过去想像不到的重任：首先，净化城市；接着，凭着城市卓越出色的表现，克服邻国最初的敌意，弥合国内种族间的种种分歧。

　　今天的新加坡是李光耀心血的结晶。常年人均收入从独立时期的1000元激增至如今的3万元。这个小国成了东南亚地区的高科技翘楚、商业枢纽、科研中心。新加坡在东南亚乃至区域以外的政治经济领域，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部回忆录，记录了李光耀不平凡的成就。在这条路上充当导航者，他了解的不仅是自己国内社会的需求，还有邻国的需求和动机。有关印尼局势和苏哈多总统政权倒台的深入分析，同李光耀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以及同中国历届领导人直接接触的经验实录一样精彩。他叙述新加坡在苏州创建卫星镇的计划怎么中途下马，启示尤其深远，展示了即使像新加坡这么一个友好的伙伴，要将本身的市场经济同中国处于毛路线和改革路线之间的种种政治、社会现实状况融为一体，面临的挑战是何等巨大。

　　李光耀要不是如此坦白地进行分析，指出西方的个人主义有别于他的国家以及亚洲大多数国家以社会凝聚力为先的价值观，他也许就要愧对自己了。可是他并未要求我们改变模式，他只希望西方多加自制，避免把自己的一套模式，强加给其他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各不相同的社会。

　　这些观点，让李光耀饱受西方抨击。对我们来说，如果一方面珍惜我们的价值观，又能够体谅一个新兴国家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体制下所面临的复杂性，我们愿意让历史作出评断；历史会定夺，李光耀是不是其实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李光耀让这一代每位同他交过手的美国领袖都受惠，因为他在国际事务上，坚决把自己国家的未来同民主国家的命运放在一起；不是消极地、被动地，而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斗争，作出了重大的政治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