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资政在日治时期有惨痛的经验，为了生活，他在日本宣传
班当个小职员，后来发现做生意日子还好过一些，于是决定辞职，这
一来却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注意，以为他跟抗日组织有联系，因此派人
跟踪他。

　　在日本统治的黑暗日子里，很多人都靠做小生意谋生。那时通货
膨胀严重，靠微薄的薪水没法生活，到黑市去做经纪人却能有较好的
收入，于是他开始学习如何囤积各种物品，尤其是价格廉宜的小首饰
，很快就学上手……

　　以下是摘录自《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中，李资政对当年日
本占领时期生活的描述：



　　“在日本占领时期，市面上样样东西都供应不足。汽车从道路上
消失了，只剩下日本军方和平民要员的汽车还在行驶。少数本地人虽
有汽车，却买不到汽油。德士改装后用木炭和木柴驱动。脚踏车的外
胎和内胎不久也用尽，本地制造商只得生产实心的硬胎。用硬胎骑起
来，车子颠得很厉害，但总比骑在钢圈上好得多。

　　到1944年初，我的脚踏车已经靠硬胎转动了，可也有值得安慰的
地方。由于汽车、罗厘和巴士很少，在路上骑脚踏车可以通行无阻。
纺织品也很缺乏，于是我们把窗帘和桌布改制成长裤和衬衫。穿短裤
也有好处，不但能节省布料，而且穿起来很凉快。当时电力供应不足
，风扇哪里用得上？

　　所有进口货都变得很宝贵。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买卖赚
大钱的暴发户和日本军官的欢迎。酿酒厂在本地纷纷设立，生产本地
的白兰地、威士忌，以及用米、木薯、番薯或粟米酿制的华人爱喝的
各色杂酒。有些很不错，有些很难喝，有些喝了会中毒。

　　这期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1944年中，严重的程度使我不能
再靠薪水过活了。解决办法倒有一个。虽然我平时得到米、油、食物
和香烟的配给，但是到黑市去做经纪人却能有较好的额外收入，而且
赚钱也比较容易。

　　由于市面上存积的战前英国药品一天天减少，这方面的黑市买卖
显得很活跃，最珍贵的药品要算是英国梅与贝克公司制造的“磺胺氮
苯693”了。其他有利可图的东西就是尊尼沃克威士忌和轩尼诗白兰
地等名酒，还有密封的50支罐装英国香烟、首饰、地产和海峡殖民地
货币。

　　黑市经纪人的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谐街和莱佛士坊附近的珠烈
街。1944年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学习怎样囤积各种物品，尤其是价
格廉宜的小首饰。买下后，搁上几个星期才卖出去，价格肯定会上涨
。如果你有好的关系，钱是很容易赚的。另一方面，你会看到过去的
中产阶层人士，为了活命不得不把祖传宝物拿出来变卖。

　　我母亲认识不少过去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在新加坡粮食日
益匮缺的时候，需要变卖首饰和房地产。像我这样的经纪人，就会把
这些东西卖给另一些人。这些人希望把东西卖给急于把香蕉票转换成
较有持久价值的东西的日本平民，或是把它们送给负责发出合同的日
本军官。

　　由于发现做生意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于是决定辞职，这一来却
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注意，以为我跟抗日组织有联系。在离职前一天，
我在国泰大厦乘电梯下楼时，那位自从相识后就跟我很要好的电梯管
理员，偷偷提醒我小心，因为我在日本宪兵队办事处的档案已经取了
出来，当局对我特别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他们
的注意呢？我只好打起精神，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盘问。

　　但是，日本宪兵并没有传召我去，而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觉得
有人在跟踪我。不论白天晚上，总有人跟在我后头。我始终不明白，
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可能的原因我暗自一一研究过，唯一的结论是
有人向日本宪兵密告我是亲英分子，说我把对日本极为不利的战争消
息泄漏出去，这就是我要离职的原因。

　　每次至少有两个人出现在维多利亚街我们新搬进来的店屋外面。
我们是在迁出纳福路的房子之后，搬到这座店屋来的。房东是父亲的
雇主。其实它是一个刚翻新的汽油站，地上堆着一桶桶的润滑油，地
下还埋着一个汽油箱。楼上是住房，还有浴室和厨房。



我叫弟弟

从楼上向下窥视



　　为了证实我的确被跟踪，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从楼上窗口向下窥
视，注意那两个华人的动静。他们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维多利亚街角
头的一张凳子上，两辆脚踏车就停在附近。后来，我故意骑脚踏车在
这个街区绕一圈。我回来后，两个弟弟证实我一出门，那两个人也跟
着走；我回来时，他们也跟着来。

　　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把这情形告诉母亲，而且认定我还是不要
离开新加坡为妙。如果我尝试离开，日本宪兵很可能把我拉到宪兵部
去，进行严厉的盘问。假如我留下来，公公开开地四处走动，从事黑
市买卖和制造胶水，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相信日本宪兵不会找我的
麻烦。

　　这种捉迷藏的游戏，延续了八个星期左右。偶尔在凌晨两三点夜
深人静时，一辆汽车突然间从维多利亚街经过，停在这条街和勿拉士
¤沙路的交界处。这时候，我一想到日本宪兵可能来找我，心里头所
产生的恐惧感是很难形容的。跟多数人一样，我听说过日本宪兵拷打
人时手段是多么毒辣。

　　他们戴着白色的臂章，上面印着“宪兵”两个红字。他们的权力
是不容置疑的，就连高级军官也不敢过问。他们的总部设在史丹福路
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分部分别设在欧思礼坡、史密斯街和桥南路中央
警署。住在这些宪兵部附近的人家说，他们经常听到受害者遭拷打时
的哀号声。日本宪兵料想这些声音会使邻近的人家产生恐惧的心理，
他们会把内心的害怕传开去。这是日本军政府故意采取的一种方法，
目的在于恐吓当地的老百姓，使他们服服帖帖，易于控制。

　　我跟任何地下组织和传播同盟国消息的网络都没有联系。我没有
必要秘密收听任何无线电广播，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处理西方的新闻报
道。我下定决心，如果不幸被捕，我会告诉他们我所害怕发生的事，
就是英军攻占缅甸后，将会着手收复马来亚，从而挥军南下攻打新加
坡。届时，日军势必作战到底。因此，我曾打算离开新加坡，到金马
仑高原种木薯、番薯和蔬菜，因为金马仑不是英军南下时的必经之道。

　　我将提出证据，说明曾经到过槟城和金马仑，两个月后母亲和弟
弟也跟着去，以证实我的估计，也就是金马仑是我们举家迁居的最好
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日本宪兵对我的监视突然停止了。前后被监视
了两个月，真叫我心力交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