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已故前财政部长陈修信的女儿陈淑珠，在看了内阁资政李光耀回忆录下册后，致函马来西亚英文报《太阳报》，反驳他在书中指陈修信反新加坡的观点。以下是她的文章全文：

　　新加坡是先父一生中享有最快乐的地方之一。先父在新加坡的莱佛士学院念书，也建立了许多长久的友谊。

　　新加坡也是他认识并迎娶了我妈妈，也是我和我姐姐出世的地方。

　　先父固然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效忠马来西亚，但任何关于他反新加坡的看法却是错误的。

　　很不幸的，看了《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英文版“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后会令人产生这种错误的看法。

　　他在第268页中写道：

　　“分家不久后，有报道说陈修信威胁要让船只绕过新加坡，着重发展马来西亚的瑞天咸口（后来改称巴生港口）和槟城。当时。马来西亚有40%的贸易通过新加坡转口，他形容这种做法‘是过去殖民统治时代的陈迹’。”

　　转口贸易问题

　　在详细描述了有关马来西亚政府如何采取措施，减少到新加坡转口的贸易后，李光耀引述了当时的新加坡财政部长韩瑞生的话，说韩瑞生写道：“马来西亚对经济合作的态度是既妒忌又瞧不起。”

　　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最明显的，就是对先父为了发展巴生港和槟城而牺牲新加坡的指责。

　　第二，内容也暗示先父（还有马来西亚政府）的行为是基于妒忌和（对新加坡的）轻视。

　　我承认，先父把更多贸易转来马来西亚的港口的做法，是因为他相信这会对马来西亚有利，因而这么做。

　　虽然这项行动会影响到新加坡，他却基于两个原因，认为它对新加坡的冲击并不会太大。

　　首先，新加坡港口所处理的印尼货运量远远地超越了马来西亚。而且，先父也相信，新加坡减少对此自由港口贸易的依赖，长远而言也将对它有利。

　　他在1965年7月17日向新加坡大学经济学会发表的演讲中说：“它（自由港口贸易）能维持这么久令人感到惊讶，如果说新加坡的好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印尼的低效率使然也不为过。”

　　“印尼在这项贸易占有很大的成分。只要印尼政府稍微振作些，印尼很早以前就会自己处理这项贸易了。”

　　“因此，即使对于新加坡，它始终是个没落的贸易，其重要性也会逐年减弱。”

　　如果要证明先父刺激马来西亚港口货运量的行动并没有严重损害到新加坡，单单一件事实就足以证明：新加坡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后，成为了世界上在处理货运量上领先的港口之一。

　　新马分家后，先父尝试确保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经济关系保持友好。

　　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先父所提出的，让进口管制和关税恢复到新马还是一家时的建议。

　　“这项建议的实际效益，若用较不技术性的说法，就是两国之间的量制限制或进口管制将取消，以便新加坡能在这方面还会被当成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他于1965年9月15日在吉隆坡向全国新闻俱乐部致词时说：“在这项建议下，我方将给予新加坡我们至今仍未给予其他贸易伙伴的特别地位，不论是共和联邦内或外。”

　　“我还要补充的是，这项建议是在‘新加坡日’5天后提出，而且是在新加坡限制马来西亚制造，并有可能进口新加坡的200种货品的那段时期提出。”

　　据先父说，新加坡刚开始的反应令人失望。

　　“我向新加坡财政部长建议应该马上实施这项建议。他答应了，然而其内阁却拒绝了这项建议。”

　　“后来建议被接受了，可是新加坡政府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同意这项如此明显的做法。”（引自“1966年5月20日于伦敦的国际关系皇家学院演讲”）

　　终止两种货币交替使用问题

　　李光耀在书中也谈论了终止两种货币交替使用协议的决定。

　　虽然我无意辩论该课题的好坏或其他问题，请容许我指出（李光耀）省略掉的一件事实。

　　“从1967年起，两国的货币就能交替使用，这种货币互换的情况直到到1973年5月应马来西亚的要求才停止。”

　　“1975年1月，马币零吉稍微跌至0.9998新元。到了1980年，零吉对新元锐减了5分，到1997年，1零吉的价值还不到新加坡的0.50新元。”

　　李光耀还写道：“马来西亚历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所推行的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比新加坡松散。”

　　这段话遗漏了一点，而且在同李光耀先前引述先父的另一段话放在一起时，会误导那些不清楚马来西亚历史的读者。那段话是说，先父认为提出停止交互使用货币，是对双方都最好的方法。

　　被遗漏的事实是：1975年，当零吉开始贬值至新元面值以下时，先父已不再是财长了。

　　或许李光耀并不知道，当先父提出终止交替使用货币的协议时，他曾慎重地向马来西亚内阁声明，零吉将溢价与新元兑换，一旦跌至新元面值以下，他将辞职。

　　此外，我也要指出先父终止两国交互使用货币协议的决定，不是基于反新加坡的情绪，而是为了免除未来造成分歧的根源。

　　“马来西亚经济基本上（和新加坡）不一样，而除非大家都在可见的将来，拥有在政治上进行协商的决心，两个经济总有一天会往不同的方向发展。”

　　“当那天到来时，如果我们还为了实际用途，还继续交互使用货币时，情况将会很突兀。”（引自：维特莫莱斯传记“Portrait of a Statesman”中的“敦陈修信”篇章）

　　“因此，我觉得当时是这么做的最适当的时机。因为当时双方的的经济都还在蓬勃发展，因这个重大改变所出现的任何混乱也不会太严重。”（引自：同上）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得这么做，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当初若任何一方的经济一蹶不振，我们就肯定不会这么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出现的混乱将更为严重。”（引自：同上）

　　针对货币贬值的问题，我也想指出书中一段不准确的句子。

　　李光耀在第29页写道：“在英磅贬值之后，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坚持即使找换零钱，价值贬了14%的英国旧硬币，在兑换成马来西亚新硬币时，也得加以调整。”

　　姑且不论让马币随着英镑贬值有何商榷之处，这段话并不准确。因为要贬值的话，不可能只让零吉纸币贬值；纸币和硬币都得一起贬值。

　　尽管先父在政治理念上，同李光耀拥有尖锐和非常直率的分歧，但先父始终对李光耀的智慧、廉洁和治理新加坡的能力极为尊重。

　　他从没有把新马分家当作是个人的成就，或者成功驱走了与他争夺马来西亚半岛华人支持的竞争者。

　　他在国会上对这项动议表示支持的演讲中，把新马的分裂形容为“悲惨”但必要的做法，因为种族之间的紧张情绪越来越高涨。他也希望将来能够再“搭起今天拆掉的桥梁”。

　　他在1974年4月8日退休，不再出任财长后与李光耀共进的一顿午餐，也提高了他对两国友好关系会改善的乐观期望。

　　先父说，他在午餐上与李光耀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谈。那顿午餐对先父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先父终于感到他和李光耀多年来的恩怨终于画上了句点。

　　作为他的女儿，我对先父当时所感受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感到有些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