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回忆录


台湾改变对李光耀治国方式的看法

26/09/98


●  李气虹

  内阁资政李光耀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上星期三正式发行,引起外国
华文报章的高度重视。早在发行的两天前,台湾两大报《中国时报》
和《联合报》便开始摘录部分内容。

  曾任《中国时报》驻东南亚特派员的该报现任社长助理徐宗懋,
在整版的摘选《前言》中如此评价《李光耀回忆录》:“实际上等于
新加坡建国史的教材,反映战后东南亚史的缩影,也包含着一个个不
服输、精彩的人生。”

  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台湾社会和媒体长期以来都把目光焦点放
在东北亚,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缺乏感性认识。徐
宗懋因有在东南亚地区的工作经验,是极少数熟悉新、马建国历史和
社会发展的台湾记者之一,他对《回忆录》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和贴切
的。

  自从台湾政府在八十年代末期解除报禁以来,台湾媒体不但矢志
建立美国媒体所享有的新闻自由,也接受了美国舆论对民主、人权的
衡量标准。当1995年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屡屡指责新加坡不民主时,而
给予台湾政治民主化极高评价时,台湾媒体自然乐于追随这样的思
路。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1995年8月27日,台湾媒体对美国哈佛大学教
授亨廷顿在台北“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发展与巩固”国际研讨会开幕
式上所发表主题演说,给予显著报道。


亨廷顿褒“台”贬“新”


  亨廷顿在结论时说:“李登辉总统带给台湾的自由与创造力,会
在其身后存留。李光耀资政带给新加坡的诚实与效率,却很可能会随
他进入坟场。”他认为,其区别在于李登辉推行民主政治,李光耀则
是威权统治。

  亨廷顿如此褒“台”贬“新”,除了引用《纽约时报》的说法
,称新加坡“干净而苛刻”,台湾“肮脏而自由”,并没有举出任何
具体事实。他的结论与其演讲的主体内容并没有严密的逻辑联系,而
台湾一些媒体最感兴趣的恰恰就是这个结论。

  这些媒体自认台湾已经走出政治强人统治的威权时代,加上李资
政与台湾已故强人蒋经国总统之间的私人友谊,以及与现任李登辉总
统的见解分歧,对李资政的言论报道就不免带有负面色彩的评价。

  正由于李资政与台湾领导人的传统友谊,以及与中国领导人的频
密接触,从1995年到1996年这两年间,李资政在台湾媒体报道中较正
面的形象,是作为台湾海峡两岸的调解人和双方高层的传话人角色。

  尤其是当北京中断海基会和海协会之间的谈判,双方沟通管道阻
塞,以及中国军队在95年7月和96年3月在福建省和台海举行两栖登陆
和导弹演习的紧张时期,台湾媒体更希望从李资政的谈话中,一窥北
京对台政策的变化。

  这样的心理至今仍然持续;《中国时报》社长黄肇松及其助理徐
宗懋,今年1月5日前来我国与李资政进行专访时,再次请他发表对两
岸关系的看法。本月15日在《回忆录》记者会上,《联合报》驻新记
者周嘉川和《中国时报》东南亚特派员梁东屏,再度关注李资政的海
峡两岸调解人角色。16日,《联合报》打出这样的标题:“扮两岸调
人,极有意思——李光耀说因为中共疑李总统偏离统一,而中止角
色”,《中国时报》则打出“不苟同李登辉有倾向性的特定宣告,李
光耀不做两岸调人”。


台湾民众重视社会治安


  在经过桃园县长刘邦友遭枪杀、民进党妇运领袖彭婉如遭劫杀、
艺人之女白晓燕被冷血撕票等三大案件后,台湾民众的安全感迅速滑
落。根据《天下》杂志今年2月对全台湾1144名民众进行的电话调查
结果,在1996年还有43%的民众认为当时的治安让自身安全有保障,
到1997年却下滑到18%。

  此外,去年山坡地住宅崩塌、辐射屋问题,使27%的民众认为居
住安全严重恶化。另外26%的民众认为空气严重恶化,21.6%的民众认
为交通严重恶化,16.8%的民众认为水源严重恶化。

  治安和环境恶化,使台湾民众的认同感模糊。当问及对台湾、香
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印象时,65%的民众对新加坡的印象最好,
对台湾印象最好的只有21.6%。台大心理系教授黄光国认为,在这4个
地区关系紧密和互通频繁下,台湾民众会比较这些国家地区的行政效
率、居住环境与教育品质。因此,新加坡的法治、清廉与行政效率,
便给了台湾民众最佳印象。


突出报道李资政领导方略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变化下,台湾媒体开始突出报道李资政的领导
方略及我国的建设成就。这虽然不意味着台湾媒体从此不再以美式民
主的准绳来看待李资政和我国政府,至少一些媒体是以我国的建设成
就和效率来检视和鞭策台湾政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徐宗懋本月17日在《李光耀的成就与价值》
一文中,认为李资政的国际战略观念,以及在东方社会中建立法治文
化的成就,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

  徐宗懋在文末如此写道:“新加坡用了大约两代的时间在华人世
界中逐步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法治社会,虽然其执法有时被批评为过于
严苛,但客观上确实造就了高素质的官员,治安良好,市容干净、交
通有序、鲜少火灾或污染等公共灾难,以往华人生活习惯的负面几乎
一扫而空,使得新加坡成为舒适安全的居住地。这样的成就,不仅是
李光耀对于新加坡的贡献,也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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