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摄影家李振盛 让历史告诉未来

76岁的中国摄影师李振盛，在文革时是《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拍了许多“没用的照片”。这些照片须销毁，他将底片埋在家里的地板下；在被送去“五七干校”前，又将底片托付于同事。文革后底片重见天日。李振盛说，呈献这些照片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让人为灾难的悲剧不再重演”。

76岁的中国摄影师李振盛，为“李振盛的见证：文革实录”个人摄影展，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穿了红色，跟他的文革摄影集《红色新闻兵》标题名称不谋而合。但他拍下的照片，却都是黑白的。

习惯随手拍下一张彩色照片的我们，似乎有点难以想象：那个年代究竟是什么样子？是真的“非黑即白”，没有其他颜色吗？

这位资深摄影师，略带憨厚的胶东乡音，笑说：“还有红色。”他边翻照片边慢慢道来，带我们一窥他亲历的文革。

官方没禁拍照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通知提出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展彻底批判，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文革迅速席卷全国，停工停产闹革命，原以为是一场促进文化大发展的革命，后来才发现是在革文化的命，事与愿违。”李振盛说。当年他才26岁，从长春电影学院毕业不久，是《黑龙江日报》摄影组里最年轻的记者。

“文革爆发后，我依然带着平常心去拍照片做新闻。”他说：“那时没有官方禁令，只要有相机就可以拍照片，实际上是红卫兵在限制。”

红卫兵集会时看到有人拍照就会上去问：“哪里的？”

见证任仲夷被斗

李振盛给他们看记者证，红卫兵说他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要拍照片留着秋后算账——先让人鸣放，后来再打击。“运动真的每次都是秋后算账，群众被这种方式吓坏了，尽管闹得很凶残，但也怕，也懂自保。”李振盛说：“文革里全国各个省的省委都叫黑省委，只有中央司令部是红的。”

正负面照片都拍

李振盛借来“红袖章”，戴在胳膊上，融入红卫兵，成为红卫兵同一个阵线的战友，拍照畅行无阻。他当时对文革也满腔热情，参加文革，除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还能百炼成钢，这多好？当年有首红歌唱道：“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毛主席啊，您是灿烂的太阳。”

“那时的口号是要宣传文革莺歌燕舞的一片大好形势，什么是莺歌燕舞？欢呼啊、演出啊、学习啊、忠于毛主席啊，报刊上都是一些正面照片。负面的照片不许见报，能在报纸上发表的照片叫有用的照片，批斗的、戴高帽的、游街示众的、抄家的、枪毙的照片不能见报，叫没用的照片。有些情绪激烈的活动，文字记者可以采访写稿，但不许配发照片，文字描述也不能太煽情或血腥。”李振盛认为，负面照片也应该拍，新闻从业者的训练让他不分正面、负面，什么都拍。

“国际上说，我的照片记录完整的文革，这不准确，因为我没有拍全中国的文革。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做到。我主要拍摄黑龙江省的文革，不过，我记录的是文革正负两面。我用照片说明：有图有真相。”

他说，拍摄正负面照片是新闻工作者职责所在。真正让他对文革产生怀疑的是，这场以文化为名的活动对文化的摧毁。

任仲夷被批斗

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捣毁哈尔滨市中心的极乐寺。极乐寺建于1923年，是东北三省四大佛教寺院之一。当天，极乐寺门口人山人海，坐满了人，红卫兵给佛像戴上高帽子示众，那些无法搬来示众的佛像，红卫兵就地砸毁，还逼迫极乐寺和尚扯起“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横幅自辱门楣。

面对这样的情景，李振盛惊呆了。“我没有宗教信仰，但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我认为宗教至少是一种文化。除了佛教寺庙，哈尔滨一座历史悠久的东正教堂也被捣毁。这样的画面，让我产生了对文革的动摇和怀疑。”

后来，“革命张开它的血盆大口，开始吃自己的儿女”，李振盛如此描述文革的变调。“学生批老师，子女批父母，妻子批丈夫，我都亲见过，这不就是自相残杀吗？文革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性恶的一面，我们每个人人性中都有善恶，是比例大小问题，‘人之初，性本善’，但没说‘性全善’。文革中，很多人为了表现革命精神，简直罔顾人伦。听说当时是红卫兵的薄熙来，不但当众批斗父亲薄一波，还曾在众人面前，把薄一波的肋骨踹断了三根。”

众多照片中，李振盛说最令他感到惨烈的，是对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仲夷的残酷批斗。在李振盛实际接触中，任仲夷是开明和善很有才干的一位干部。

1966年8月26日，一场几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任仲夷被架上批斗台，被喝令站在一张木质折叠椅上，拱形椅面很难站稳，极易跌倒，这是红卫兵刻意准备的。接下来是“抹鬼脸”，红卫兵端着一盆臭烘烘的墨汁上台，让任仲夷自己抹。任仲夷用手指往盆里蘸了两下，在脸上一边各划了三道，红卫兵不满意，端起墨汁往任仲夷脸上一泼，任仲夷顿时满脸漆黑。红卫兵还嫌不够，端起剩下的半盆墨汁从他衣领灌进去。李振盛眼看墨汁顺着任仲夷后背、腰带、裤腿滴滴答答渗出来……

“分不出是血、泪，还是墨，毫无人道。”李振盛说。

主管摄影的领导批评李振盛总拍些没有用的照片，李振盛推说自己傻，以后不拍了。“说完了，还照样拍。我不认为自己肩负着强烈历史使命感，也不觉得自己史观完整，我只赞同老一辈摄影家吴印咸的那句——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我辛苦拍来的照片，我要留给后人评说。”Unknown Object

底片偷藏地板底

1968年10月，政治气氛更加紧张，省委规定“抹黑”照片必须上缴销毁，李振盛一面忧心照片的保存，一面担心自己将被批斗，他计划转移底片。

他把藏在办公桌抽屉夹层的底片拿回家，每天拿一点。但放在哪才保险呢？李振盛夫妻二人决定，埋在地板底下。锯地板声音很响，容易引起注意，李振盛让妻子把风，自己锯，锯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两个星期，锯开了书本大小的洞口，用油布将底片包好放进去，藏了两万多张底片。李振盛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太太是，她是中文系毕业的，知道这些照片的历史价值。”太太祖莹侠是李振盛报社里的编辑同事，岳父在批斗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李振盛的担忧成真，不久即遭批斗，罪名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夫妻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前，既怕在五七干校中有性命之虞，又怕被抄家，照片要托付给谁？当时谁都想得到别人的一点资料，去揭发、邀功，这一批文革负面照片无疑是最好的材料。

想来想去，夫妻二人想到报社同事李明达，认为他很可靠。李振盛称李明达是“一位保持高贵沉默的好人”，请记者一定要具其名。

李明达当时看李振盛神态很凝重，态度很坚毅，好像刘备托孤一样，也就冒险接受。一直到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到黑龙江采访李明达时，李明达才对镜头说出这个秘密。

1988年，李振盛的20幅文革组照，获“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最高奖。2000年，收录285张文革照片的《红色新闻兵》出版，这批珍贵的历史照片得以曝光，震惊世界！自2003年以来，李振盛的摄影作品已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展，国际观众数累计超过400万人。

20年来没入籍美国

李振盛1996年应哈佛大学之邀，成为访问学者。“到美国20年，我没入籍，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李振盛拍文革，我要是入籍美国，以后不管谁发我的照片，前面都要加个括号，写我是‘美籍’，那就怪了。我仍在钻研和分享有关文革时期的历史，但我那近10万张文革摄影的底片，我肯定是整理不完了。”

李振盛说：“邓小平曾在主持的会议上彻底否定文革，但邓老爷子留下一句话，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不要细究，所以没有提出反思，当局似乎希望人们集体失忆。今年是文革50周年，很多人抱期望，以为中国政府这回总能倡导反思，对蒙冤者、死难者有些安慰，但没有。”他顿了顿说：“我认为，敢于正视历史的民族，才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敢于正视历史的政党，才是正确英明的政党。”

呈献这些照片的初衷，李振盛说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要让地球村上任何角落发生的人为灾难，都成为全人类共同记取的财富，自然的灾害可预防，可灾后重建，但人为的灾难是不该发生的，只能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教训的记取，让人为灾难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