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文学到新华文学系列③
梁文福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这两方面跟英培安一样。梁1964年生，比英小17岁，属于不同的华人的代际。梁1999年获得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现在是学而优语文中心语文总监、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任副教授。1992年，他获得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的第一届“青年艺术家奖”（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梁文福横跨文学与音乐两个领域。文学方面，他创作散文、小品、诗、寓言、小说等多种文类写作。音乐方面，他是1980年代新加坡音乐新潮“新谣”的代表歌手，多年创作的音乐让他闻名国际，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圈的知名人士。
更加需要一提的是，梁文福的作品包含多元文化元素，尤其在音乐的创作上。例如他作词作曲的《新加坡派》，寓意显然是新加坡文化的杂糅性，曲风吸纳了台湾的、香港的、马来的、美国的等音乐风格，反映了新加坡历史发展到现在，多元文化已然融合成新的体系，成为某一种文学的、文化的范式。
虽然深情地缅怀传统华人文化的流逝，梁文福却也热情地拥抱杂糅的现代性。
多元性与现代性交响而成的繁管急弦，也可以在诗人周德成的诗集《你和我的故事》里有所呈现。
谢裕民：文学国民
2018年，谢裕民出版长篇小说《建国》，入选《亚洲周刊》当年年度十大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剪裁奇特，包含两部分。其一，一个名叫“建国”的主角跟其他人物的互动关系，以及因此展开的故事情节，用了小说的叙事手法。其二，“SG50词典”撰写社会新闻的各种条目，用了媒体的报道方式。这两个部分不断交错，贯穿全书，所达到碎片化的效果，恰恰就是现代的重层语境。在多重脉络的交叠之下，小说里的人民在观察并认知国家的种种，就像万花筒那样，图像可以固定在某一角度，但转换了角度之后又是另一图像。
在《建国》里有一段，讨论人名“建国”“立国”“国民”“美华”“美英”的意思，无不是新加坡语境里的片片断断，组成新加坡主体可堪玩味的错踪与复杂。谢裕民的文学书写，对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侃：
建国有个弟弟小他六岁，叫立国，今年50岁。是的，1959年建国，1965年立国。一个王姓小岛民以这两个词为儿子命名 ……这种带有狂热爱国意识的名字常令建国觉得突兀与无奈，这样的名字也让人误以为建国爸妈都很有墨水。他们都没进过学校。建国爸说，名字是个教书仔取的。教书仔有一晚被一群“暗牌”带走，建国、立国去。建国还有个弟弟，小立国两岁。教书仔走后，建国爸只好自己为孩子取名，国民。建国爸沾沾自喜，忘了他们姓王，所以弟弟是——王国民。建国还有两个妹妹，美华和美英。建国后来问老爸，万一还有弟妹出世，怎么办？建国爸说，想好了，叫美娥（俄）、美德、美发（法）都可以。建国怎么都看不出，他老子如此有国际观——现在叫全球化。建国爸在开玩笑，美英之后建国便难再有弟妹，建国后来知道是为了——建国，不是人名的建国，是岛民的建国。
谢裕民祖籍广东揭阳，1959年生于新加坡，1993年获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颁青年艺术奖，1995年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他曾任《新明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现为《联合早报》副刊组资深高级编辑，亦负责文艺副刊《文艺城》。他写小说、微型小说、散文。
《建国》2018年出版前后的这些年里，“建国一代”“新加坡独立50周年”“立国一代”各种概念相继出台，公民因为有不同的背景与经历，所以必然会有不同的想望与想象。《建国》揭示当前新华文学的某种国民性的认知，以及某种再现手法。面对历史的现实与吊诡，这类作家在以更为复杂的文学技巧对题旨进行切入、分割、拼凑，重组真相与真理。
可以预见，这类的文学国民，甚至国民文学，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时光如白驹过隙，现在新华文学的国民性，已经远离中国，深深在脚下土地翻耕版图，翻建大厦。
张悦然：跨国流动
张悦然，应该不算是新华作家，但曾经在新加坡场域生活过，在新加坡写了她的著名长篇小说《誓鸟》。在新华文学史上，张悦然无足轻重，但她的跨国行旅在离散语境里勾勒一个南向北回的弧度。
她2003年从中国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读计算机系，在新加坡求学期间，延续其在中国的文学身份，继续参与中国的文学生产。她198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2001年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考入山东大学修读英语、法律双学位。来新加坡前，她已经在中国文坛占得独特的席位，被冠以“美女作家”和“玉女作家”等称号，与韩寒和郭敬明等偶像作家一样，体现中国文学生产走向青春化、商业化、市场化的趋势。她现居北京，专事写作，担任《鲤》系列主题书的编辑。
《誓鸟》在中国出版面世，但其创作是在新加坡完成的，灵感来自张悦然留学新加坡经历的大海啸，即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印度洋海啸。张悦然让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欧洲殖民主义盘踞南洋的年代，女主角是中国女性春迟，在南洋遇到海啸失去部分记忆，回到中国又重返南洋，希望重拾记忆与爱情。
小说里有一段，写女性到南洋之前对辽阔海洋投射无限的憧憬，以及后来在南洋翻腾着快乐与痛苦的经历：
那时她们都还是姑娘，像果实一般站在树梢上眺望，海洋不过是块明媚的蓝色花田，没有什么是真正遥不可及的。她们觉得生命那么漫长，由无数黑暗的长夜组成，犹如一条幽仄的回廊，没有尽头。可是姑娘们错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轮太阳，每个白昼的光比起前日都要黯淡一些，淙淙的太阳烧得太烈，所以光热很早就耗尽了。
应该说，《誓鸟》的寓言更为体现女性作家在新华场域的跨国流动。女性对于南洋记忆的偏重感情的提炼方式，对地理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流动性的认知，与男性作家侵略性或防卫性的立场有所迥异。
在《誓鸟》的南洋场域里，女性换位成为主角，通过跨越疆界的行旅，消解了男性的历史书写。如果说男性历史书写着重权力与利益的面向，《誓鸟》的女性历史书写则观照情爱和心灵。爱情成为女性行旅的首要理由和唯一准证，情爱深刻地穿越了南洋的种族、性别、宗教的重层界线，解卸身份与政治。
5月4日：同日异地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爆发不寻常的事件。一场青年推动的学生运动，加上许多市民与工商人士参与的一场示威游行，抗议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中懦弱的退让，导致西方列强将山东从德国手中转给日本。
后来的历史叙事，更是将五四运动扩大时间范围，包括从1915年中日签订《对华二十一条》至1926年北伐战争的这段时期，也包含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的国族觉醒与文化决心当中，陈独秀提倡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马克思主义，胡适则推动白话文运动。
然而，5月4日在别的地方，有别的坐标意义。在英国，1979年5月4日，撒切尔夫人成为史上第一个女首相。开启11年“铁娘子”强硬的领导理念与手腕。在美国，1953年5月4日，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获得普立兹奖，简洁的书写树立美国文学的权威，给世界文学提供某种典范，影响至今。
一地，有一地的纪念日。
唯有中国的五四，对新华场域产生直接的冲击。它给20世纪初的新加坡华社带来风雷，再次巩固中国的国族意识与爱国情操，对文化与文学意图进行具体的改革。在二战前的那段时间内，新华场域对中国五四的反应是接受的状态，主要的动作是参与中国想象共同体的建构，稍有余力才顾及南洋的社会现实。二战后，新华场域转移政治热情，族群关怀转入新加坡的国家建设。
新华范式的多种形构，体现新加坡主体性的演变。它的变化，在时间上不断在递进。它的繁复，在空间上始终在重组。从王君实的中国魂魄，到胡愈之的归去来兮，苗秀的预留一席，英培安的华文境遇，梁文福的繁管急弦，谢裕民的文学国民，张悦然的跨国流动，以及许多其他在新加坡从事华文书写、进行文化想望的作家文人，他们的语言图像所呈现的精神实质，不但在回应历史的焦虑，而且在肩负地理的沉重。
从1919年5月4日开始，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离开中国很远的异地里，离散华人增添新的文化认识与热情。2019年的今天，新华范式毕竟已将异地转为本地，成就一个不断接受外来元素与整合内在结构的场域，一个从不孤立的岛城。
（游俊豪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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