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会场里一个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的报纸美术记者，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他甚至大声的耻笑“我”竟然赞赏这是一幅杰作，嘲讽这可太有趣儿啦！“我”却不为美术记者的鄙视和耻笑所撼动，仍然十分郑重认真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但自以为是的美术记者最终还是挖苦地说：“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对于如此残酷无情的评价，“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在我看来，《沼泽地》一文中那个“无名艺术家”和“我”（芥川）的精神世界，可说是重叠合一的，他们都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看到了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这股对艺术执着的追求和热忱，隐隐然在字里行间撼动着读者的心扉。其实，这又何尝不是芥川对残酷的现实人生，感同身受的一次激情迸发。文章的结尾，他这么写：“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显然的，芥川对于那位无名艺术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至死坚持对艺术创作的追寻、探索和袒露，换来的唯一报偿却是周遭的耻笑和蔑视，他是无法默默承受的。
芥川龙之介终究在风华正茂之年，选择了自杀离世，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仍然有许多文学青年和艺术同好慕名前来田端。一个原本就充满了艺术氛围气息的“文士艺术村”，也就水到渠成，渐渐衍生和发展成为今天备受东京北区文化振兴财团眷顾的纪念馆，让更多后来的旅人能够对前辈文学家与艺术家艰辛的奋斗历程，有了比较清晰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人生于世，对生存的不安和惶惑，其实一直是个普遍的文学命题，像葡萄牙的费尔南多·佩索亚，他写的《惶然录》至今仍然是感人之作，他曾说过：“生活是一个惊叹号和一个问号之间的犹豫。在疑问之后则是一个句号。”就不晓得，修读葡萄牙语的岛津一郎，他是否也曾读过《惶然录》。
谈到人生旅途上的行色匆匆，这早已成了紧张忙碌的现代人的生活常态，但一场冠病疫情的肆虐，也确实让许多人不得不放慢了生活的步伐，重新审视和叩问自己生命的意义。当年，你和几位恩德高中的小女生过来岛国交流时，旅行社也给你们安排了行色匆匆的日程。结果我们只在圣淘沙岛上见了一面，在那高37公尺的鱼尾狮塔下拍了照留恋，就得说拜拜再见了。对了，这座岛国最高大，陪伴了国人20多年的鱼尾狮，等不及冠病疫情的暴发，已经在去年的10月20日走进历史，它将会让路给圣淘沙及布拉尼岛的新发展项目“圣淘沙心之音”。
每个人除了有其各自独有的家世出身与背景，在他成长学习的道路上，还得面对诸多变化难料的客观现实，就像如今的冠病病毒，从暴发、肆虐、蔓延乃至不断的变异，又岂是你我能够轻易独自抗衡，或是医生们一夜之间就能战胜的。不过，我猜想，即便在大正与昭和时代，假使就有像森本祥司这类仅提供陪伴在侧的服务，但又“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等着人雇用，芥川先生应该是不屑一顾的，更甭说会对他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安和孤独。哦，回想起来，我们后来在夕照洒落的神乐坂善国寺里见面后，并没有踏进寺院的正殿，而只是在满布碎石的小庭院里的石凳上，坐下来小憩片刻，聊起了各自的近况。
记得当时你说尽管神乐坂经历了诸多变化，但过去一些街头巷陌里的美好事物，好像依旧存留在时光的缝隙之间，等着人们耐心细心的回味和掇拾。抬起头，瞅着洒落在寺庙檐角上的斜阳残照，我其实很想问你，当年在东大念比较文学时，是否也曾和岛津慕名前往田端文士艺术村“朝圣”，你们可曾也是个热血文青，满脑子里都是绮丽的梦想？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启齿探问。嗯，不问当然比起饶舌多问，要来得更恰当、更得体，否则就会显得过于唐突和失礼了。
其实，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在善国寺里短暂逗留的片刻，我竟想起那年我们在芙叶亭相见时，你好像不想多谈自己大学时代的过去，只是很专注地倾听我兴奋地诉说在山本有三纪念馆的体会和经历。也许，在你眼里，我是个不懂得西餐礼仪细节，更不懂得欣赏和品尝法式料理的门外汉。果真若是如此，我深感抱歉。
至于今后冠病疫情的发展，我想谁都无法逆料，更无法准确无误的判断其最终的走向。不过，有一点我倒还满肯定和自信的，就是当你再上高尾山时，那棵“章鱼杉”应该还会笃定自若地迎来阵阵的秋风和霜降，你虔诚的祈念，也一定能伴随着轻柔飘渺的云雾，乘着山岚摆动的翅膀，一直传送到南半球的巴西。这一点，是我深信不疑的。
（下，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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