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年来福建会馆各代领导层为兴学辛苦觅地始终不懈的经历，见微知著，正可映见本地各大小宗乡社团一代代先辈们默默的无私贡献。
新加坡早期教育发展，民间华社宗乡团体是主要推动力，但始终须要不断克服各种挑战，如筹募经费，觅地建校，经营维持等困难，都必须自力更生，而目的却全非为牟利，只是为了提供下一代的教育机会，如此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感佩。
福建会馆致力兴学的记录，是这首人文史诗的其中一个篇章，从百年来福建会馆各代领导层为兴学辛苦觅地建校始终不懈的经历，见微知著，正可映见本地各大小宗乡社团一代代先辈们默默的无私贡献。
1. 道南爱同崇福的初创
百年前，福建会馆就开始致力兴学，连续兴办管理道南、爱同、崇福三校，并津贴多所闽属学校。
1906年创办的道南学校，由天福宫董事吴寿珍等人与诸闽商在天福宫内的会馆议决创办，校费不敷由天福宫余款支补，校舍最初租大马路陈金钟的旧宅“暹宫”（现为柏龄大厦）上课，1912年由该校董事向糖王黄仲涵募捐1万美元，在亚美尼亚街新建三层新古典主义风格欧式建筑（今为土生文化馆），为当时最“现代化”的学校建筑。
1912年创办的爱同学校，最初校舍附设于文达街的教堂，1917年迁往附近直落亚逸街的店屋楼房。
1916年创办的崇福女校，校舍最初设于天福宫前大戏台后的史坦利街店屋，不久迁入崇文阁院内的福建会馆二层楼房。
这三所早期校舍，仅道南学校是新式建筑，空间充足，爱同和崇福二校，均非正式校舍，环境条件不佳，殖民地政府市政局也屡发通告，限期两校搬迁。
如1929年开始领导福建会馆的陈嘉庚所言，当时的“福建会馆所辖三校，除道南学校而外，爱同、崇福两校，因校地狭隘，容额有限，久有谋地改建之议，华文教育圈亦屡令设法改善。……且以近年爱同、崇福两校新生，增加甚多……”（1940.01.19《南洋商报》）
校舍条件欠佳，当局催促改善，学童人数日增，面对一系列压力，会馆领导层不断多方设法，连续多年，觅地建校。
2. 30年代觅地建校
据报章新闻所载，福建会馆在30年代期间先后在市区一带觅地建校的努力即有：
（1）安祥山建校
因早期爱同曾于安祥山翠兰亭购置数屋为课室，故会馆“推举李光前君向政府请求安祥山地皮，建筑校舍一事，据李君报告，观察情形，似难照准”。
（2）恒山亭建校
当时李光前也曾建议：“惟本会馆所辖旧恒山亭山地，如请求政府，准建校舍，当较有可能云云。”会馆遂委托李光前进行接洽，但未获批准。（以上安祥山、恒山亭诸议均见1937.02.19《南洋商报》）
（3）丝丝街建校
陈嘉庚也报告“拟向政府购买丝丝街旧救火局旷地及左近之若干店屋，以便改建，然而征询多时，迄未答复。”（1940.01.19《南洋商报》）
（4）水廊头建校
最具体的建议，是1937年拟在章芳琳旧居，兴建新校舍的计划。据当时报章报道：
“本坡东陵水乡头，东发律山上之章芳琳旧时住宅，楼高屋广，占地10余英亩，该屋曾一度为和丰盛记，辟作柅胶，并一度为新嘉坡树胶公会租作会所，并悉该屋业为本坡福帮殷商购得，即将让与新嘉坡福建会馆开设学校，该屋辟作校舍，极为合宜，不特收容学生可在1000余名以上，并有广阔草地，可辟操场。据有关方面谈称，福建会馆即将在该处另辟一校，合道南、爱同、崇福三校为四校，将来并拟购置巨大汽车运载学生，车资将以最廉价□出之云。”（1937.03.25《南洋商报》）
这则新闻所提地点，有几点值得一提。
芳林公园命名人章芳琳（1841–1893）的旧宅所在，过去史料未见提及，这是首次明确提到原来是位于东发律（即Tong Watt Rd），即今居士林侧，和金炎路平行，朝向新加坡河畔早年货仓地段的半山坡路段，章氏占地10余英亩的大宅地皮，就位于凤山寺侧后方与居士林之间，和后来在金炎路的南侨女中正好隔街相对。
19世纪章芳琳的主要商业活动地段就在新加坡河上段，其大宅建于此处，自合情理。
这则报道所称的“东陵水乡头”（今日东陵为该山坡后下方处），应为闽语俗称该处为“水廊头”或“水龙头”的误记。
文中所提“该屋曾一度为和丰盛记”，此为当年潮安商人陈清锐（1877-?）的商号，可见1893年章氏故后大宅很快就已转手。
而文中所提“并悉该屋业为本坡福帮殷商购得，即将让与新嘉坡福建会馆开设学校”，据林源福学长研究，该福帮殷商即李光前，他也购买了对面金炎路的地皮，战后捐赠福建会馆建南侨女中。
这项建校计划，可谓最为具体，但后来却不见下文，应未获当局批准。
由于这一连串在市区一带置地建校计划，未能成事，遂使福建会馆转向市区外围进行规模庞大的咖啡山建校大计。
3. 战前：咖啡山建校计划
近年因建公路影响而成新闻热点的咖啡山（Bukit Brown），早年有大片土地属于福建会馆，范围甚至延伸经惠德礼路至大巴窑，如1921年《叻报》就报道其中有120余英亩被政府收归公有以造住屋，因占地甚广，在上世纪30年代仍有许多空地。
1940年初，陈嘉庚在会馆会议称，当时的“闽侨学校学生数，约近1万人，每年……尚有1000多名求学无门者，必当有新校舍收容，否则此千多名及学儿童，惟有在街头流浪矣。”又说 “以现下大小坡儿童失学者之多而复加以年增千余名以及学龄之儿童，本会馆若不负起责任，……则不特本会馆委员难辞其咎，而诸殷富侨领，亦责无可逃，心有难安。”
这段话，清楚说明当年会馆领袖们积极兴办学校动机的崇高精神。
因崇福爱同两校须建新校，陈嘉庚称当时市区难以找到可容纳一两千人的校地，遂提出在咖啡山（当时报章标题为“羔丕山”）进行大规模建校的计划，并称此为“一劳永逸之百年大计也。”
陈嘉庚向报章记者称：“本人认为完善之计当以在本馆所辖之羔丕山建一广大校所为宜，查羔丕山占地50英亩，最近新路已通，取道淡申律或武吉知马律，往还均称便利，且屋地既有，所费惟建料工资而已，殊为得宜。”查这条已通的新路，即谦福路。
随后陈氏率会馆领导层和诸校长前往现场勘察，认为“该山分左右两片，距离市区约4英里，中为新路，修筑十分平坦，取道淡申律或武吉知马律，均称便利，山地广泛，翠微环绕，景致幽缀，作为儿童教育环境，实甚得宜，……咸认建校于斯，实属可行。”
会馆领导层同意，咖啡山建校计划拟先专容纳爱同、崇福两校学生，将来可视情况需要，逐渐増辟新校。而市区的三校迁移后，则拟“将原有学校改为平民学校，……以裨助贫童求学。”
据陈嘉庚的规划及绘测师的设计蓝图，咖啡山的新校区，以容纳4000名学生为目标，于新路左右，分建爱同与崇福男女两校，男校入口处建设一足容2000人之大礼堂，及现代化大运动场，供两校共用，其他要点还有：
⊙建筑采平房方式，墙用白灰，地铺士敏土，“取其经济适用也。”全部建筑费预算10万元。
⊙校舍规划，初期先建20座平房为教室（先设男女校课室78间，还可增至156间）、5座办公室、25座外地生宿舍、2座教职员宿舍、2座操场（室内与露天），4座餐厅，其他还有图书馆、化学室等4座，及校车房等。
⊙购置校车13辆（当时每部校车价格2300元），接送市区学生，贫困学生车资免费。
⊙全校教职员150名，每名平均月薪60元，每月预算9000元。
据当时报章报道，全部计划在1940年间已经完成，“只待工部局审查批准，可望于明年（1941年）春季正式上课。”
随后，会馆还曾请1939年新成立的云庐音乐社（湘灵音乐社的前身）在新加坡及外地义演，助筹募建校经费。
但当年年底，战争爆发，日军南侵，新加坡沦陷，福建会馆在咖啡山建校的宏伟计划，始终未告实现。（以上各则报道载1940.01.19和21、25、31，及1940.04.24与1941.01.31《南洋商报》）。
4. 战后：甘榜峇鲁建校计划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1946年年中陈嘉庚即声称，战前本地华校有200余所，学生多至1万人，“敌寇南侵后，华侨校舍，或被毁炸，或被军兵占据，所有校具毁灭无余，英军收复迄将经年，校舍未还者尚多，致各华校恢复未及半数”，“而儿童失学流浪街头……决不能置之不闻不问也。”（1946.07.01《南洋商报》，下文陈氏引言皆同）
并称“查本坡政府教育规例，凡要新建校舍，除课室及其他设备外，每学生须备有操场空地36方公尺，若建平屋，则每生占地面积60方尺，若建三层楼屋亦需40余方尺。以本坡市内言，欲新建校舍，能容学生数千名，不但地址新购，而地皮昂贵，实无法可以问津，况失学儿童之多，此后又届学年者更众，每年至少增二三千名，各帮侨领若不放大眼光，负此职责，急为筹备，其后数年，侨童失学之多，更不堪问矣。”
由于战前咖啡山建校计划未成，日本投降后，福建会馆一恢复就立刻倡捐50万元，寻求购买靠近市区的建校地皮，以“可容学生以万数”的适合地点为目标。
据陈氏称，当时福建会馆已筹得34万元，经数月物色地点，“至近寻得一地，在甘光峇鲁之武杰巴鲁马，适东岳庙（东嶽庙）之背后，计广33英亩，高山峻岭，空气清鲜，背山面海，极合建校之用。”并率会馆领导层前往实地勘察。
他说，这片33英亩的地皮，虽距市区稍远，但“每英亩可容学生1000名，计可容3万余名，作数十年之经营”，地价即使稍贵亦可接受，且“最低之价25万元，已不能再减”，随后会议通过购地。
笔者60年代小学后期转学到甘榜峇鲁路旁的圣德肋撒华英小学，恰好正位于该地皮所在的东岳庙前，颇熟悉当年情况，勉可略加补充。
该地皮所在的“武杰巴鲁马”，就是今天的武吉宝美（Bukit Purmei）。其地标东岳庙为半山坡上的百年古庙，由福建漳州开元寺南来僧人碧玉法师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兴建，是本地少有专门祭祀主宰生死的泰山神东岳大帝的庙宇，其比邻则是圣德肋撒天主教堂（1929年建）。
笔者就读的小学是该教堂的神父开办，学校经常安排到教堂参加活动，但东岳庙里的黑白无常和齐天大圣则是对甘榜少年更熟悉和“亲切”的神话人物，记得庙后山坡是大片野地，有一马来小村，村舍散落，林木间可瞭望山前不远处的海港的船桅，村后有小路可通拉丁马士甘榜和其后的花柏山，正是陈嘉庚所说“背山面海”的乡野情景。
前引1946年报章称，这片“地皮系已故粤绅黄福之遗产”，此人即柔佛新山主要大街以他命名的富商黄亚福（1837年－1918年），他和柔佛天猛公王朝苏丹阿布峇卡关系极密切，与苏丹后花蒂玛（黄亚娇）是结拜兄妹，距此地咫尺之遥的花柏山下，就是苏丹祖先天猛公家族的皇家墓地，或因如此，当年黄亚福才买下该片土地。
1951年，距购地6年后，福建会馆因认为“该地段地点在山上，不适合建小学，造路费用过大，且附近学龄儿童不多，决定另觅地点”，改计划在芽笼另建新小学（即光华学校），另在天福宫前兴建五层楼的新式大楼，兼容崇福与爱同两校（即1955年落成的福建会馆大楼），决定放弃甘榜峇鲁建校计划（以上据1951.04.08《南洋商报》）。
1964年，这片18年前以25万元购买的甘榜峇鲁地皮公开拍卖，获得640多万元。会长陈六使报告将从中拨出100万元扩建南侨女中，60万元捐赠南大礼堂建筑基金（按后增至70万元及增建三座宿舍），此外则作为扩建光华学校校舍，及51万元购买三巴旺地段建公冢等用途，余供未来发展。
这些都是少为人知的历史记录。
5. 建国后的新发展
新加坡建国后，政府负起教育重任和国家全面发展，福建会馆管理的道南、爱同、崇福、南中及附小、光华等属校，于80年代至新世纪初，经过一番努力，除光华于原址重建，各校均先后在各新镇购地建校，陆续迁入马林百列、碧山、义顺、盛港等地现址，以全新面貌，迈向时代。
风雨弦歌，传薪不懈；前人无私奉献的苦心努力，历历足迹，都是新加坡教育发展史上串起的片片动人心迹，应该敬重，值得珍惜。
（作者为福建会馆180周年专书《世纪跨越》主编）
（作者是本地作家／文史研究者）
小启：本版11月2日刊笔者《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文中记萃英书院为国家古迹，实为误记，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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