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先驱画家张荔英艺术展，是2020年国家美术馆五周年庆的重点展项，却因全场“华文缺席”（无华文解说），备受非议，留下本地文化史上一个抹不去的印记。
展出的一幅张荔英油画《北京风光》，借自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本文简称“福冈本”），而目前本地东陵路的瑞吉酒店大堂，也有一幅内容雷同的张荔英油画《北京风光》（本文简称“瑞吉本”），是难得的“双胞胎”画作。
其中前者于上世纪90年代曾因被质疑非真，成为报章新闻，却被日本福冈美术馆的专家买走，如今“衣锦还乡”，耗资借回本地展出，可谓橘越淮为枳，个中曲折，值得探索。
因笔者与“福冈本”原藏家相识多年，近日见面，首次披露过程详情，点滴拾零，当为画史留真。
1. 20年前·新闻的报道
1985年国家博物院画廊主办过一场张荔英回顾展，当时她还在世，展品包括一幅油画《北京风光》。
张荔英去世三年后，1996年3月31日佳士得国际拍卖行在本地举行拍卖会，拍品有一幅张荔英油画《北京风光》，列Lot.169，估价8万-10万元（新元，下同），拍卖目录说明曾参加1985年的张荔英回顾展（按实为误记），以全版刊登，且为封底图片，是一件重点拍品，备受瞩目。
但在凯悦酒店举行的拍卖会当天，此画却未上拍，原来临时被撤拍！
两周后，4月3日《新明日报》的新闻报道“10万元画作拍卖闹双胞·收藏家质疑·张荔英《北京风光》临时退出”。
记者引述本地佳士得总经理李爱玲说：“由于有收藏家对这幅画质疑，因此我们临时将画收回，退出拍卖会，以便作进一步的调查。”
报道也称有“多名专家受访时指出，退出拍卖的画作与1985年参与国家博物院画廊主办张荔英画展的那幅同名的画作，远看没有什么差别，近看则有很大不同。这包括色泽的深浅、笔法、风格及整体的精神。”
其中就有张荔英在南洋美专旧同事的一位画家认为，张作画习惯是“少用白色”，而此画却应用许多白色，且“用笔没有那么老练，线条很不自然，有些造作。”甚至有一位曾是她美专学生的画家说：“据我知道，张荔英是比较喜欢画静物，也常画些本地水果，画景物是比较少。她几乎没有画过两张同样的画，因此，这两幅《北京风光》，其中有一幅可能是假的。”
但过了一个月，5月8日《新明日报》跟进报道又称：“两幅《北京风光》都是张荔英画的”！
新闻称，佳士得找到那件1985年参与国家博物院画廊主办张荔英画展中展出的一幅同名画作，为90年代初一名住在新加坡的外国收藏家（按应为印度尼西亚华人）所购藏。
佳士得负责人也说，3月间临时退出拍卖的《北京风光》，则是本地一位收藏家在50年代向张荔英购买，收藏在家中超过30年，熟悉张荔英的画家刘抗曾为该画修补；佳士得的专家也确定其画布是旧的，和国家博物院展出的那幅不同，两画来源都可靠，都是张荔英作品。
拍卖行也称未拍卖的画应该还在本地，但尚未能联系其主人（按外界不知此时该画已售予日本福冈美术馆）。
一年后，1997年9月24日《联合早报》新闻报道：“张荔英《北京风光》重新推出”，称该画去年拍卖被怀疑其真实性而临时退出，经调查确定为真，重新推出拍卖，估价为8万到12万元。
其实，这次拍卖的并非上回未能上拍卖的那一幅，而是1985年张荔英回顾展中展出的那幅作品，记者误把两画混为一谈。
拍卖过后，10月1日《海峡时报》的报道就清楚说明。上回临时退出的画，和这次所拍只是内容“雷同”，是两件不同画作。报道也称因金融危机影响，画市欠佳，这幅张荔英《北京风光》只拍得6万元，未达底价而告流标。
7年后，2004年10月31日这幅《北京风光》在香港佳士得再次上拍，列Lot.0598，估价港币50万至70万，最后以港币57万余元成交。
2007年东陵路的瑞吉酒店开幕，这幅《北京风光》就悬挂于该酒店大堂公开展示。
总结而言，1996年拍卖不成的一幅，就是随后流往日本的“福冈本”；而1997年及2004年先后两度上拍的另一幅，则是1985年展出过、如今在瑞吉酒店大堂的“瑞吉本”。
问题是：画家为何会重画两幅相同作品？
2. 半世纪前·创作与画展
资料显示，“福冈本”是张荔英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绘于中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结束在上海的软禁，恢复自由，1946年到过北京、宁波、苏州、杭州和嘉兴等地旅游作画，《北京风光》显然就是她在此时所作。
1947-48年张荔英在纽约、巴黎等地办画展，1949年离开中国，1951年到马来亚，在槟城韩江中学教书。
1953年6月，她从槟城移居新加坡。三个月后，就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张荔英油画及陶器展览会”。
画展由9月3日-6日，一连举行三天半，由1949年成立的中国学会（首任会长林文庆）主办，故画展售卖所得之20%捐该学会图书馆基金。展出画作80件，有早年在中国和美国旅游的创作，也有南洋题材的新作，英文的《新加坡虎报》报道展品标价从100新元到2000新元不等。
开幕前，1953年9月1日《南洋商报》刊载特稿《写在张荔英女士画展前》，作者为著名的20世纪中国防疫专家伍连德医生，当时他已由中国回返槟城，特撰文介绍张荔英的家世（父张静江等）、留学经历与艺术造诣。
开幕新闻载1953年9月4日《南洋商报》，由中国学会会长李绍茂主持开幕，出席嘉宾有美国总领事鲍尔温、书画家张丹农（曾撰文评论张荔英的油画作品）等，并有80幅展画内容，苏州景物有：苏州——中国之威尼斯、苏州拱桥、苏州河景；北京景物则有紫禁城、天安门、北海天皇庙、地坛；以及江南地区的宁波艇、嘉兴血印寺等；还有马国风景人物，以及美国与法国风景，此外有多幅水果花卉景物写生，及画家自画像三幅。
1953年9月6日《南洋商报星期刊》封面，更以全版画页，选刊画作12幅，可谓声势甚大。
闭幕新闻刊1953年9月7日《南洋商报》，称画展成绩共4000余元，连日定画者有多位社会名人，如李光前订《法师》，李成义订《广东婴孩》及《古桥》，陈之初订《嘉兴血印寺》及《儿孙围绕之猫家庭》，印尼侨领黄奕住之子黄浴沂订《北京紫禁城》等。
这是张荔英首次在本地展览，展期虽仅三天半，但中西报章均有报道，主要华文大报《南洋商报》更先后有四篇报道，名人云集，为当年画坛盛事。
3. 原画流传·收藏的故事
近日受访的《北京风光》“福冈本”原藏家，已80岁高龄，为免干扰，要求匿名，故本文仅称“梁先生”。
梁先生称，其岳父陈先生是在1953年总商会画展时，向画家直接购买两幅油画作品，即《北京风光》和《苏州拱桥》。
陈氏为橡胶业富商，经常出入中华总商会，恰好张荔英在总商会举行画展，且那一代长辈普遍对中国感情浓厚，加上张氏的政治家世，自然会买画表示支持，所选的画也是描绘中国景物。
据忆述，当年画送到陈家约两星期后，张荔英一天向陈氏说因为有买家很想要买这幅画，欲借去重画一张，陈氏欣然应允（据了解，该买家应为和张氏有重要关系的某重要华商，她才会破例重画）。
这就是此画会出现“双胞胎”的缘由。
后来有传说因张荔英不舍得卖此画给买家，才重画一张，其实是原画已卖出，只好重画，和所谓“不舍”无关。
1992年笔者在报社也处理过一件名画家李曼峰“双胞胎”风波新闻，那是1978年李画《姐妹》，内容与1974年另一幅《盛装赴会》相同，后来证明两画皆真，前者是画家应新藏家要求而重画，可见画家重画现象确实存在，但属极少的特例，也不易确定。
陈氏所购买的两幅张荔英油画原作，此后约30年，一直悬挂于陈氏在加东一带的洋房客厅墙上，日日相见，视如常物，从未更动，1985年博物馆举办回顾展时也未找过他们借展。
80年代因住处搬迁，家人同意这两幅画由梁先生依当时市价继承。
梁先生说，他后来发现《北京风光》画框后上端的框架上，有张荔英用铅笔写的巴黎住家住址：“Le-ol de riz par/Georgette Chen/23 rue Raynouard/ Paris 11621”，并签名“CHEN”，可见这是在巴黎定制的画框。《苏州拱桥》原也为相同的巴黎画框，后因虫蛀，他才更换新框。
90年代初，他因需要欲出售两画，交付武吉巴梭路一家画廊友人，两年内仅《苏州拱桥》卖给一位马国买家，他曾托人联系博物馆人士对《北京风光》的意愿，却无回音，最后才决定送交佳士得拍卖行。
送拍前，因《北京风光》的画面颜色有不少剥落，一天他和熟悉的画家刘抗谈起，刘抗自愿帮忙修复。1930年刘抗和张荔英作品同时入选巴黎秋季美展，两人在开幕礼上相识，后来在新加坡又经常来往，熟悉其画法。
修复后，佳士得定期预展及拍卖，不料却发生前文记述的“闹双胞”及“质疑”风波，导致临时被撤拍。
撤拍后，此画不据预拍价，由画廊友人处理。
梁氏称，他当时曾陪同佳士得负责人一起到刘抗家中，刘老当面证实他经手修复并确认此画为真迹。后拍卖行称找到1985年展览的另一幅《北京风光》，真相大白，才有后来报章跟进报道的“两幅《北京风光》都是张荔英画的”新闻。
但梁氏称，当跟进新闻见报时，其实那幅拍卖未成的《北京风光》已不在本地了。
他首次透露其过程如下：
“撤拍后，拍卖会在星期天举行，周二其友人的画廊就接到福冈美术馆的询问，周三福冈就确定购画，并表示他们已做过研究，信心十足。周四晚上他们就飞抵本地，还带来银行本票，周五直接付款给友人取画，周六上午就带画飞回日本，前后仅数日，过程毫不啰嗦，十分专业。”
据他了解，日本专家对印象派画法很熟悉（张荔英属后期印象派），他们基本上是以画家的画法技术水平特点作为主要鉴定依据，实事求是，不受一般流言干扰。
故这两幅画“双胞”画作的关系为：“福冈本”是1946年左右在中国创作的原画，“瑞吉本”则是1953年在新加坡的重画之作。
4. 画作比较·画名与意义
关于这两幅“双胞”画作，有几个问题值得一谈。
一是画名。
据了解，《北京风光》是后来才被人改过的画名，1953年报章新闻里并无此画名，原藏家梁氏受访时说当年其岳父陈先生称此画为《北京天安门》，多年来家人均延续此名。惟据所见，所绘显然不是天安门。
最近受访后，梁氏才找出罕见的1953年张荔英画展的彩色画册，目录上共有5幅北京景物，其中两幅同名的53、54号《北京紫禁城》（按依其中一幅英文画名Temple of the Golden Urns应为珍藏西藏活佛掣签金瓶的雍和宫），55号的《北京天安门》，56号《北海天皇庙》，57号《地坛》。翻阅时，赫然发现画册上第55号作品就是目前所谓的《北京风光》，画名正是《北京天安门》！证明梁氏所言不虚，其岳父当年确是根据画展时的画名。
但以笔者对北京故宫建筑的认识，张荔英此画的取景角度确实与众不同，一般人常喜欢正面取景，她作画的位置却选择在午门后方，站在太和门广场东侧，面向朝南，描绘金水河东段及午门城楼的后墙西侧，左边一角还绘出广场东侧清代内阁大堂所在的协和门前部分石阶，另一端远处则为清宫的起居注馆一角。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以绘画位置及所绘景观而言，这幅画显然以《北京紫禁城门》较为符合。
1953年画册的《北京天安门》为中文，英文是“Gate to Forbidden city,Peking”，正是“北京紫禁城门”，名实相符，或许值得收藏机构考虑重新定名。
二是两画艺术性的比较。
1946年原画的“福冈本”，所画宫城一角，红墙凋敝，玉栏苍白，满目如同秋风萧瑟，自有一种苍茫寥落之感。
1953年她在本地重画的“瑞吉本”，同样景物，红墙绿地，色调较鲜明，石栏及倒影的线条色调也较柔和丰富，颇有南洋热带风味。
如此不同的氛围，或许正是画家身处在不同时代环境心情流露的写照，值得玩味。
这两幅画《北京风光》，应是张荔英唯一重画的作品，无论对画家个人或艺术研究，甚至展览话题，都是一个难得课题，可惜未能并列展出，错失良机。
无论如何，两件难得的“双胞胎”画作，当年因本地有人无知而导致各处一方，如今难得短暂“回国”，却无缘重聚一堂，也该算是一件艺坛憾事吧。
正可谓：昔日京华烟云过，只今惟有鹧鸪飞。
（作者为本地作家／文史研究者，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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