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3月11日以两票反对、三票弃权，一票无效，2958票赞成的99.8%支持率，通过包括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为现任主席习近平长期执政扫除法律障碍。尽管中共公开否认，国际舆论均认为这是中共在恢复领导人终身制。习近平并非孤例。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政体，不少国家都出现了性质和程度不一的政治强人。这一趋势反衬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全球影响力的式微，以及对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反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或将走向新的巨变。
按照中共的说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落实“党领导一切”的中共十九大决定。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两个实权党职，都没有任期限制，所以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只是实现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做法，有利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延续性。但与此同时，抛开因人设事的质疑不说，取消任期限制意味着中共在文革后所辛苦建立起来的权力和平交接制度被破坏，对比短期内中央核心权力巩固的好处，其所可能引发的权力继承隐患，或将导致长期政治不稳定的弊端。
除了朝鲜、古巴等极少数家族式政权，以民主方式制度化的权力和平转移，在冷战中期逐渐蔚为世界政治主流。这一现象被学界形容为“第三波民主化”，从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逐渐扩散到南美洲和东亚，在1989年的东欧达到高潮，瓦解了苏联的专制政治，并随之席卷沙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诸国。伴随政治民主化的另一股趋势，则是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跨国投资造就了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壮大，进一步推动政治的民主开放。
但是，这一趋势却在进入21世纪后发生逆转，开始出现强人政治的苗头。首先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他通过垄断俄罗斯的国家资源，建立寡头政治，并通过亲信和自己轮流担任总统和总理，长期把持权力。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加入西方阵营的土耳其、波兰等国。土耳其的政治强人埃尔多安通过修宪从总理出任总统，更利用2016年的一场失败政变大肆清除异己，改造国家体制，有意把土耳其的俗世政体，转向伊斯兰化。
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在1999年选上总统后，借国有化的极左政策敛财，通过修宪扩大总统权力，在政治上几近独裁。他在2013年癌症不治后，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却几近破产，国民储蓄也因为激烈通胀，货币贬值而被剥夺一空。此外，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因阿拉伯之春失败而政变出身的埃及总统塞西，都是典型的例子。其他近似政治强人的还包括民主体制健全的印度莫迪总理，和日本的安倍首相。
强人政治现象的原因复杂，全球化虽然缩小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却在各国国内产生贫富悬殊的问题。许多因全球化而失业的群体，一方面怪罪民选政府没能保护他们，另一方面对因全球化而涌入的移民心生恐惧。他们的无助和不安催生了对政治强人的渴望，因而伴随强人政治出现的，大多是排外的民族主义和仇视经济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同时，西方国家内部也出现民主疲惫现象，美国选出带有强人色彩的特朗普总统，西欧国家投票率下降，左右极端主义政党冒起，都反映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国际格局，正面临剧烈变革的危机。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不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也不准备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但其一党专政下的经济发展成就，有可能成为其他新兴国家参考或模仿的对象。如今进一步打开领导人终身制的大门，对中国自身和国际社会无疑将产生巨大影响；至于是什么影响，恐怕还需一段时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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