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前天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该部门开支预算时宣布，将扩大社保援助计划，增设社保绿卡为所有患慢性疾病的新加坡人提供医疗津贴，同时提高蓝卡和橙卡的部分津贴。
从建国一代配套到社保绿卡，从低收入和年长者到患慢性病的所有国人，包括有工作收入的阶层，今后都纳入医疗津贴的框架。社保援助计划原本针对家庭人均月入在1800元及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日后家庭人均月入超过1800元的慢性病患，到全国千多家私人诊所求医时也能享有医疗津贴。诚如卫生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部长唐振辉所说的，这是“观念上的一次重大改变”，因为我国从没为家庭医生的护理提供全民可得的津贴。
社保绿卡持有人能获得的津贴不多，简单慢性病每次最多津贴28元，一年最多112元，复杂慢性病津贴每次最多40元，一年最多160元，也不享有牙科服务津贴及普通病症津贴。尽管如此，给所有慢性病患提供津贴，是对慢性病长期护理的观念转变。过去，没有得到医疗津贴的慢性病患要获得较负担得起的护理，只能去综合诊疗所；如今提供津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对这一群体的护理责任，更均匀地由社区私人诊所来分担。
这种改变也说明，患慢性病的国人越来越普遍，慢性病已不仅限于低收入或某个弱势的群体。这种趋势透露着令人不安的信号，因为如果大家不重视健康，不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慢性病会随着人口老化而变得更普遍，甚至年轻化。这意味着公共财政对医疗的支出必然不断上涨，而这是不可持续的。
2010年至2016年，全国医疗护理支出几乎翻了一番，从110亿元增至210亿元，医疗津贴从26亿元增至56亿元，将公共医疗支出从39亿元推高到93亿元，增加了1.4倍。换言之，政府为协助国人承担医疗支出压力，所须支出的公共资源增速，快于全国医疗护理支出增速。如果国人不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日后就须缴纳更多的税务，来支撑更高的医疗津贴。
我们希望政府协助弱势群体承担日益上涨的医疗开销，但不希望人们因为有了政府津贴而疏于照顾自己的健康。当然，没有人会因为有了政府津贴，就大吃大喝、不运动、放弃健康生活方式，因为身体不健康，受害最深的始终是自己和家人。
要控制公共医疗支出的增长，须从源头着手，包括增进全民健康及控制医疗成本上涨步伐；前者相对较容易实现，后者毕竟涉及庞大的国际医药产业，我们相对掌握较少的筹码。
从某个角度来说，国人近年来对健康的掌握似乎在下滑。在彭博社的最健康国家指数排行榜，2017年新加坡在全球排第四位，今年掉到第八位。彭博社研究显示，2010年至2017年间，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本地居民，增幅分别达4％、14％和33％，部分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其他原因是生活方式和习惯不健康。
现实是，绝大部分国人热爱运动，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公共运动设施有很多人跑步、游泳、打球等，但不能否认的是，少部分人生活方式越来越不健康，例如饮食不定时、喜爱高热量食品、摄入过高糖分及盐分、不运动等。人们出门不再步行，而是依赖电动个人代步工具，使得最基本的步行也大为减少。长此下去，当这一代人上了年纪后，会出现更多慢性病痛。
我们也须改变医疗机构的作业方式，包括提高医疗收费透明度、改变照顾慢性病患的模式等，避免过度医疗和滥用医疗资源；另一点可以尝试的是加强对中医作为辅助治疗的支持，毕竟中医对慢性病的控制有一定效果。
总之，为全民提供慢性病医疗津贴是一个好的改变，但也须防范日后公共医疗支出的增长像脱缰野马，成为后代国人承受不起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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