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从中国来新加坡，新加坡还是老样子，成排的组屋、整洁的街道、井然有序的车流，但似乎又多了些什么。没错，就是它们，就是那些摆在街头巷尾的共享脚踏车。
这个来自中国的“新鲜事物”：和中国有一样的标识，一样的黄色，当然也一样的乱停乱放、随意丢弃。
共享脚踏车这个概念派生自所谓的“共享经济”。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e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l Spaeth）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提出，却在最近几年开始流行。其表述是：由第三方创建一个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个体借助这个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其本意是将作为沉没成本的闲置资源做社会化再利用。
从共享脚踏车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模式来看，他们不外乎先向市场投放脚踏车，再向用户收取押金，然后计时收费。与其说“共享”，更像是“租赁”。可是业者根本不在乎靠租金这一进项是否能够产生利润，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共享经济”这个噱头去融资，进行资本运作，以钱生钱。共享脚踏车只是一个供资本炒作的题材而已，是噱头加资本的模式，其目的就是圈钱。
这个项目能圈钱的刺激，让各色共享脚踏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迅速出现在中国各个城市。这些企业通过大量投放脚踏车来扩大市场占有率和行业影响力，以求得到资本的青睐，根本不考虑需求的上限和对公共空间的侵占。
于是，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出来：大量共享脚踏车乱停乱放，随意丢弃。过量的投放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严重侵占公共空间资源，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同时，人为破坏现象也时有发生，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道德问题。此外，砸钱模式也导致许多共享脚踏车企业在运营过程中资金链断裂，关门大吉。更有甚者，资不抵债，选择一跑了之，最终用户拿不回押金，直接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在中国，共享脚踏车向公众推广的是“从车站到住家最后一公里的解决方案”。不完善的公共交通设施和道路合理规划不足，是这个“方案”得以存在的基础。但是在新加坡，公共交通极为方便快捷，地铁、巴士让住家与目的地之间几乎已能做到无缝衔接的程度，这个“方案”自然没有太大的意义，共享脚踏车理应失去生存的土壤。在发达的社会里，脚踏车所体现的功能，更倾向于健身娱乐，而非运输。因此，我注意到新加坡虽然有很多学生和小孩骑共享脚踏车，但他们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是在追逐玩耍而已。
总而言之，虽然共享脚踏车在新加坡的投放量还不多，其运营模式也许和中国有所不同，但无论怎样，至少在市容整洁、交通安全、公共空间资源分配方面，某些负面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望着随意停放、甚至躺倒在地的共享脚踏车，望着漆着亢奋颜色、与这个文明有序的国家格格不入的共享脚踏车，我不禁要问：这真的适合新加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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