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任君:世局纷扰中,重温亨廷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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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后冷战时期的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经济,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的差异。(海峡时报档案照片)
亨廷顿认为,后冷战时期的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经济,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的差异。(海峡时报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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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这个名字对新加坡人并不陌生。这位哈佛大学著名教授1993年在美国深具影响力的《外交》学刊,发表了一篇极富争议性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获得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评论,在外交政策和学术圈更触发了没完没了的激烈争论。

该文的主要论点是:后冷战时期的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经济,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的差异。他认为,世界政治可能会以“西方对垒非西方”的冲突,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强权和价值观的反应为主轴。反西方的合作最突出的例子,是儒家思想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联系,双方都在向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强权发出挑战。因此,西方必须遏制儒家文明和伊斯兰的军事力量的扩展,并利用儒家思想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歧见和冲突。

亨廷顿这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所引起的热烈辩论,跟新加坡密切相关,对我们有特殊意义。隔年7月,刚好新加坡国际基金会邀请我在“1994年度新加坡学生研讨会”发表演讲,我就乘机凑个热闹。在那篇题为《多元文化:新加坡的天然资源》的演讲中,我向现场的在本地或外地求学的新加坡大专学生说,新加坡是世界的一个缩影,移民是我们的共同历史,迁移本地的各个民族与各种文化是我们的共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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