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中国国家利益定位之再思考

中国版的门罗主义究竟依靠什么理论及战略，方能取得绝对影响力并为邻国所接受，中国该如何做才能赢得“人心”？难道还要依靠“行了几千年”的“仁政”“王道”或“天下主义”吗？

俄乌战争的结局已然明了，所影响的战后政治格局变迁也已初现雏形。它究竟会给国际关系及安全体系带来哪些启示，笔者在《联合早报》讨论了观念之争（5月6日）、情报信息及战略建议的决定性意义（5月25日）以及道义与同盟仍在国际关系起作用（6月17日）后，认为分量最重的启示，是有助于我们更清醒认识何为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国家利益？

中国国家利益及实现路径究竟是什么？坦率地说，在这问题上，中国学界一直给人一种模糊不清、似是而非之感，尤其是“近10几年来，随着当代中国膨胀的势头，借着西方新理论的潮流，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衣”“被反复叙说”的“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天下主义”乌托邦想象（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更引发人们无限遐想。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有学者思想的变迁、交锋乃至碰撞，更离不开近几十年国力急剧上升和外交环境及政策的变幻莫测。以至于美国国际关系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直言不讳地断定，中国必将“踏着山姆大叔的足迹”去“打造本国版本的门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