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成为大中东地区军事和经济强权,迫使伊斯兰在耶路撒冷之外其他两大圣地的主人沙特公开与之结盟。这里固然有美国朝野的全力支持,但也无法否认以色列自有其政治、经济和科技成就,并且凸显百年来引领犹太复国运动和以色列的欧裔犹太知识阶层的出色能力。然而,以色列近日国内政治危机的动因,已经预示未来的隐患。
岁月如梭,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也称赎罪日战争)距今已有半个世纪。更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是当年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阿拉伯成员国,对支持以色列的欧美多国实施石油禁运,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和西方世界的经济衰退。据总部在荷兰的爱思唯尔(Elsevier)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的《能源辞典》(Dictionary of Energy),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因此下降了4.7%,欧洲总体下降2.5%,日本更下降了7%。
经济衰退之外,阿拉伯石油禁运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文化和政治。为了节约石油,美国国会和尼克逊政府实施全国性的55英里(88.5公里)汽车时速限制,冲击了美国民众大手大脚的汽车文化积习,尤其是在原先高达80英里甚至不限时速的中西部,所引发的民怨更甚。文革后中国大陆首批放映的好莱坞大片《车队》(Convoy),便反映了石油危机后的美国社会生态。这种民情也加剧了今天右翼民粹主义的反联邦政府情结。
更加值得回顾的,是发起石油禁运的沙特和其他阿拉伯政府——借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妙语,是“没有美国军事支持撑不到两个星期”的专制政权——居然会冒华盛顿之大不韪,让西方陷入如此严重的能源危机。这里的关键,便是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民意,对这些亲美专制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催使当时的沙特国王费萨尔做出这一历史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