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表明，中国搭便车的代价不菲，那就是放弃经济民族主义。中国在1992年10月与美国达成的《市场准入备忘录》中，明确承诺“不对任何产品实施进口替代”。中国政府把工业化的希望寄托于西方跨国公司主动的技术转让——这是放弃自主发展的重要信号。
据说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途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尽管不乏严肃学者对此传言的真实性存疑，但多年来，在华人世界里，对此说不加质疑、照单全收者众，尤其是在当下中美关系极度紧张，影响到中国国运的关键时刻，重温这段“邓语录”似乎更具有某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性。
其实，这段话在学术上经不起严格推敲。“追随美国”既不是国家富强的充分条件，甚至也谈不上是必要条件。比如，“美国最亲密和最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之一”（美国国务院网站）的近邻墨西哥，迄今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国内贫富差距巨大，基尼系数高达0.546，近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战后芬兰工业化取得极大成功。芬兰于1948年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中立国，芬兰没有接受马歇尔援助，工业化成功主要是源于广袤的苏联市场以及国家对经济的有力干预，而与“追随美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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