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雁冰:“是中国人!”

(洪杉杉摄)
(洪杉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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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小怎么沟通,怎么与人相处,怎么建立关系;长大以后,就是那样子面对社会,面对世界。

杉和秦从小在不同国家长大,经历不同的体制生活。少女以后,她们基本在西方人或白人居多的圈子里学习成长。

她们很幸运,第一个接触的西方世界是新西兰,在一所充满了Jacinda Arden气场的女校里,体验到西方文化与体制当中,开放自由与尊重个体、女性最好的一部分。她们很快成为这些价值观的推崇者。毕竟,在一个人口不多,资源丰富,人与人关系温和且相互支持的国家社会里,这些西方坚信的普世价值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疫情期间,她们两个人分别待在威灵顿、巴黎和斯德哥尔摩几个城市。“反华”声浪高涨时期,很多朋友都关心地问我,她们可有不愉快的经历。我都说没有。不仅没有,她们在这些城市,都获得当地人和旅居当地的新移民的照顾和接纳——在学校里当小领袖,被一群欧洲男生朋友亲昵地叫做“法国女孩”,在日本餐馆打工时被清一色的日本员工当成自己人,被邀请到不同法国朋友家里度假,和印度和孟加拉朋友们出门、吃饭……

我们一直相信,这个世界,只要拿出诚意勇气,所有不同肤色头发眼睛背后,都是一颗心。大家都是人。

不过,上得山多终遇“虎”。最近,她们分别有了两次感受到自己是华人,所以不一样的经历。

在法国南部小镇的好友家度假,杉和好友两人逛市集的时候,有人在她背后说:Ching, Cheong, Chang……

在意大利佛罗伦斯,杉在秦的家里高声唱歌剧里的咏叹调。不久后,一个巍颤颤的意大利老太婆从楼下爬上来敲门,对着两姐妹说了一串话,好像是要她们唱歌不要那么大声。然后老太太慢吞吞、艰难地爬下楼梯,在家门口对着里面的人大声说:楼上搬进来两个中国女生,是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

她的“中国人”说了三遍,那么大声,以为秦和杉听不懂。不过,秦的意大利语在经过几个星期从早到晚的磨炼以后,已经可以理解个大概。

秦在视频上向我叙述这个经历时,眼睛瞪得老大。我说,这样的经历,往后肯定还有更多。那会让你更加清楚,你和你自己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你作为一个华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很大声地宣布:我们不是中国人,是新加坡人。但是,在很多海外的情境中,我们就是东亚的“中国人”。

还记得一次我们去德国一个村庄旅行,庄主热情友善。他的两个问题却让我印象深刻:新加坡?你们在中国吗?有一次他又问:我听说你们吃狗肉,真的吗?

这些在多地的不同经历,我在做ThinkChina网站的时候都会不期然想起。总是觉得文化之间要沟通,要理解,仿佛隔了一座高墙,非常不容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成长经历,塑造了各自的信仰。就像问我吃不吃狗肉的德国男人,大声嚷嚷“中国人”的意大利老太太,他们都有他们生活与成长的经历,很难轻易磨灭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唯一能够改变他们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机会面对面真诚勇敢的交往。

但就算那样,也不容易。秦和杉在新西兰学校的经历,和许多真正来自中国的孩子的经历,可能很不一样。根据她们的观察和理解,或许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就算是在一所充满了Jacinda Arden气场的女校里,不少中国孩子还是会选择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没有办法融入。

而很多时候,那种差异甚至不是观点的差异,源自文化熏陶所形成的说话行文方式、日常行为反应,都在给试图理解你的人,输送各种比你的观点更强烈的符号和讯息。而那种无形的气场或style,才是让人舒服或不自在的关键。

我们的网站曾经收到过中国学者的文章,其实观点没问题,很有意思。但说话行文的方式却像在训话。我和杉和秦讨论这个问题时,她们说:这不就像很多华人父母和孩子说话的方式吗?意思是:很多华人父母和孩子说话,不是在训话,就是有话不说,或者含含糊糊,把该坦然讨论的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就图个表面相安无事,容不得平等讨论商量的空间。这不是很多华人家庭的相处方式吗?

人从小怎么沟通,怎么与人相处,怎么建立关系;长大以后,就是那样子面对社会,面对世界。我看西方学者的文章,每次要求中国人要透明,批评他们“战狼”,或者搞不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这一点都不奇怪。就连在新加坡华人家庭里,亲子之间,我们透明了吗?有话直说了吗?坦然面对问题了吗?父母不训话也能自然沟通了吗?

西方世界要的都是一些什么呀?

这样的相处方式,在他们看来不管你怎么说,都是authoritarian(威权)。他们特别警惕,觉得特别恐怖。

其实除了让充满正气的人有机会面对面,我不知道沟通理解的高墙能够怎么打破。但另一方面,我也很庆幸我们活在一个有这么不同观点的世界里。我不能想象一个只有美国的声音,或者只有中国的声音的世界。我很贪心,当我需要自由与民主的声音的时候,须要破除压抑感的时候,我希望看到有人可以坚定不移地站出来捍卫这些价值;当我想看到有体制采取雷霆手段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改变社会陋习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人可以正气凛然。尽管很多人对这些行为和宣言都充满怀疑。

我们离开那个德国村庄时,庄主送来他自己的小乐团演唱录制的德国歌曲,很热情地邀请我们他日再聚,眼眶泛红。我希望有一天,秦楼下的老太太口中的“中国人”不再是那样高昂“惊怕”的语调。而至于孩子们作为华人和新加坡人,和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她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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