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溪抗法斗争虽然失败告终，但李钟珏的精神特质不能以成败论。
因为种种原因，近年来，许多人都听说成书于19世纪末的《新加坡风土记》，尤其是2015年新加坡前总统陈庆炎访问北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观看了《新加坡风土记》的清代光绪刻本，更引起许多人对此书的好奇。
《新加坡风土记》作者李钟珏于光绪十三年（1887）自香港乘轮船至越南西贡，又自西贡到新加坡探访时任新加坡领事的义兄左秉隆。李钟珏回国后记下所见所闻，写了《新加坡风土记》，但此书正式问世却已是1895年的事了。
对新加坡人而言，《新加坡风土记》自是别具意义的一本书，能读到清朝人笔下有关新加坡的文字记录，确实叫人既亲切又好奇，书中如“市廛繁盛，莫若大坡，洋行、银行、信馆、海关均在大坡海滨。”叫人看到130多年前麇集着商业机构与政府机关的大坡盛景。李钟珏又记：“有地名牛车水者，在大坡中，酒楼、戏园、妓寮毕集，人最稠密，藏垢纳污，莫此为甚。”短短几十个字，将当年牛车水的繁杂喧嚣写得历历在目。
《新加坡风土记》并三言两语，言简意赅地描绘了“卖猪仔”的悲惨命运：“二十年来，西人开垦招工，佣值顿贵，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沿海人民。”“沿海人民或被骗，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载猪豕。西人以卖者贱视之，即亦虐役之。其惨有不可言者。”
本地史家陈育崧以“记载翔实，观察正确”称誉此书。陈育崧创办的南洋书局曾于1947年重新印行《新加坡风土记》，并由许云樵校注。薄薄一本，不过三四十页，约七八千字，可书中内容对新加坡的地理、历史、交通、经济、民生，甚或博物馆、医院、风土民情等多有记载。
我相信没多少人真正知道李钟珏（1854－1927）其人其事，坊间不少人称他为“清代旅行家”，事实上，“旅行家”这三个字远远不足于形容李钟珏。生活在清朝末年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李钟珏的故事何其多，也因为其精神与人格特质使然，李钟珏让自己活在他那代人的前端，活成时代的缩影。
必须坦白，过去我对李钟珏所知也有限，近日读了民国时香港著名学者、散文家高伯雨于1962年发表的《〈新加坡风土记〉的作者李钟珏轶事》，对李钟珏的生平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在高伯雨笔下，李钟珏是一个伟大人物，有极其不平凡的一面。李钟珏的不凡之处，首先在于他以小小的一个七品县官“居然敢对抗法国侵略者的陆海军，因此被革职”。当年的上海人，没有一个不知李钟珏，提到他，“无人不翘起大姆指赞他是了不起的好人”。
19世纪末，西方列强以强盗的行径瓜分中国，据高伯雨所记，就在法国海军强租广州湾的时候，临危受命的李钟珏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广东遂溪履任。他到任后，发动遂溪各村乡民组织民团自卫，法国人则不断进攻各村子，想要击散民团，民团与法军爆发多次冲突，双方互有死伤。当法军又攻平石村，两名法国军官被民团所杀，法军借机展开报复，突攻黄略村，杀害民团和村民。
因组织民团对抗法国侵占广州湾，李钟珏不但被革除广东遂溪知县，且差点惹来杀身之祸。那时候广州有传说，法国人出高价要置李钟珏于死地，另一说法是，各口岸的法国兵船守候着，就想活捉李钟珏。遂溪抗法斗争虽然失败告终，但李钟珏的精神特质不能以成败论。
说来惭愧，我是读了高伯雨写李钟珏后才知道，广州湾也就是今日的湛江，因其地理位置优越、靠海，曾被西方觊觎，最后沦为法国殖民地。1943年，广州湾又为日军占领。二战后广州湾终于回归，从此定名为湛江。
高伯雨引述左秉隆诗集《勤勉堂诗钞》之《李君平书知遂溪县以法人被戕夺职赋此赠别》五律二首，其中“直思支大局，遑恤弃微官。恩感民心热，威加敌胆寒。甘棠余荫在，碧映遂溪澜。”等句，说明李钟珏在遂溪任中，“是怎样尽到守土之责和怎样爱民如子”。
李鸿章苛责广州官吏时曾怒道：“中国的州县官个个都好像李钟珏大令，洋人敢欺侮中国强要士地吗？”
李钟珏后来一度入张之洞幕府，还先后主持一系列近代上海市政建设活动。这样的李钟珏，又岂仅是“旅行家”三个字说得清楚？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