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华校生,在华夏文史的浸泡中长大,心中住着一个悠悠的文化母国,又赶上了政海翻腾着的壮阔波澜,相吸了,就在时代剧本里留下心情复杂的镜头。
约四十年前,我客居香港,第一次去黄大仙,是拜访居住在公共屋邨里的灿哥——1950年代从新加坡回返中国,之后又南下香港的读书人。见他时,他正值中年。我到香港没多久便约上他,在尖沙咀晚餐。我们素未谋面,他见我深秋只着衬衫,嫌单薄,落下语重心长一句话:冷与否,都该保暖加衣了。数月后,我与她,登门造访,走出地铁站,经过黄大仙祠,算命街的老相士一把拉住我,冲口一句:先生面有杀气,给你算一卦。我莞尔,没接住他的善意。
到灿哥家,门开,纱帘满屋飘。一两百平呎的单位里,没有任何隔间,天花板装着弯弯曲曲的轨道,挂上纱帘,随手一拉,便成睡房。温文尔雅的主人看出我的疑惑,说这里住户都共用厕所,门外公共走道摆着煤气炉,是厨房。
时灿哥正当听雨客舟的人生,在贸易公司上班,日子不喜不愁。他透露初抵香江,曾心挂彩虹,创办了自家的小厂,成品远销非洲。但日子没好上几年,一场经济风暴就将他打趴在地。面对天冷心凉,他折叠起人生的败绩,从此打工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