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特殊，经历丰富的中国诗人黄灿然，近些年过着山居生活，每天就在山水里，创作、翻译更丰富了。他认为，一个诗人的作品，除了受到生活经历影响，读了什么书对其影响也很大。
来临的﹁早报文学节﹂，他将在线上主讲「限制与突破：我看香港新诗」。
诗人黄灿然的“身份”特殊，他既是中国大陆诗人，也是香港诗人。他既写诗，也从事翻译，是个翻译家。2011年，黄灿然获得广东《南方都市报》颁发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辞对他的作品评析得十分贴切：“黄灿然的诗，温柔敦厚，雅俗同体，既得语言之趣，亦明生活之难，词意简朴、高古，引而不发。他本着对常世、常情的热爱，留意小事，不避俗语，从日常叙事中发掘义理、经营智趣，曲中有直，密处能疏，平实之中蕴含灿烂，低处独语也常让人豁然开朗。”
远离城市与翻译岗位 毫无留恋
黄灿然有着丰富而不一般的生活经历，他出生、成长于福建山村，1978年，15岁时随家人从山村移居香港。最教人津津乐道的是，在香港生活了30多年之后，黄灿然在2014年却辞去做了25年的《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工作，远离城市，移居深圳洞背村，过起山居岁月。
黄灿然有一首名叫《洞背村》的诗，写出他“逃离”城市的心情：当内心平静变成干扰／当我又要租房子／开始／小心量入为出（还不是入不敷出，还不是欠债）／我就想起洞背村／我突然鄙视起我这份做了近二十五年的工作／突然对办公室感到恶心／对我的坐姿感到滑稽／当我想起洞背村／我甚至没兴趣写诗／没兴趣看书／虽然我看上去还在工作／每天还如常上下班／当我想起洞背村／我的冲动是如此强烈／我对我曾经欣赏的街道和行人是如此冷漠／那偶尔望见的蓝天甚至开始鄙我和恶心我／当我想起洞背村。
黄灿然即将于6月3日在“早报文学节2021”线上主讲“限制与突破：我看香港新诗”，他通过微信音频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我比较喜欢我现在的生活，主要是因为我辞掉夜班的工作，这很重要，让我多了好多时间。虽然我长期居住在城市，但从我的诗里，可以看到我还是经常去爬山，我过去住的地方距离山和海还是很近，这种喜欢山水的倾向，在城市生活的时候就有，现在来到这个完全是山水的地方，而且地方又宽敞，空气又好，和香港的郊区差不多；这里的地貌、植被也和香港的差不多，另外这里的植物也和我童年在福建山村的差不多。重归山水是我过去所渴望的，因此这是我喜欢的生活。”
黄灿然说，当初之所以来到洞背村也是个偶然的机会，“2013年年底，上海诗人陈东东要来深圳，大家想要见一面，朋友就安排了这个离市区40分钟的海边山村来玩，当地的朋友又租了房子，平时来这里度度假。两三个月后，我也来体验这里的生活，回去之后就决定辞职、搬家。这个偶然的背后也有一些因素，香港租金的压力很大，另外我在香港长期做夜班，搬到深圳的一年前，我一直期待、盼望、梦想着不要上夜班，不要在有空调的地方上班，现在果然就实现了。”
山居的这些年对黄灿然的创作和生活是有影响的。黄灿然说：“来到了洞背村之后，生活就轻松了很多，时间也多了很多，可能这里风水也很不错，所以诗歌创作也蛮丰富的，又因为时间充裕，所以翻译方面产量也就更高了，实际上我就变成一个专业作家了。如果说到影响，就是说创作、翻译都更丰富了，生活也更轻松了，每天就在山水里。”
至于过去的城市生活，黄灿然说：“我一旦离开了它，它就不怎么影响我了，事实上，无论是离开我生活三四十年的香港，还是离开我那个做了25年的翻译岗位，我都一点留恋也没有，真是太奇怪了。我唯一留恋的是香港茶餐厅的咖啡，因为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楼去喝一杯茶餐厅的咖啡。”
不同生活经验影响世界观
对于黄灿然来说，从少年时代不断迁移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文学事业不能说没有影响。黄灿然说：“不同层次，不同地方的生活经验，对我的创作应该是有影响的，我想首先是农村经验与城市经验，尤其是早期在农村的底层经验，在城市生活的早期也有在工厂打工的底层体验，那时住在棚屋，有点像是贫民窟，这些经验会互相比照，互相对比，产生不同的观察角度，它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因为过去有底层或农村生活经验，会从农村观察城市，从城市观察农村，会影响自己的世界观，怎样看社会问题、文学问题，这些都是会有影响的。”
另一方面，黄灿然也认为，一个诗人的作品，除了受到生活经历的影响，读了什么书对其影响也很大。他说：“还有一点是，1978年我从大陆到了香港，获得了文学资源，什么书都能看到，比如新文学，包括1949年以前的新文学，在农村的时候，也就是文革将要结束的时候，大陆什么书都看不到，有的话也是很差的书。1949年以后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我在工厂工作了几年，后期为了去广州读大学，白天工作，晚上读夜校，学英语，学英语影响我后来做翻译。在香港买英文书还是方便很多，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在香港接触英文资料也方便得多。”
成长于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哪一个地方对黄灿然的影响较大？黄灿然说：“很难说哪个地方影响较大，我写诗从大学开始，当时大陆的诗歌很多是地下诗，很多人私下印了诗刊、诗集，大家在地下互相交流，当然现在这些诗和诗人已成主流，但当时是地下诗歌运动。我们这一代的诗歌主要是读外国的翻译作品，我因为学英文，还通过英译本，广泛地读了世界各地其他语种，包括小语种的文学作品。说到写诗背后的思想过程的影响，因为住在香港的关系，我实际写诗的题材，触发的灵感，香港更重要。但在精神的层次，我开始的源头和大陆的先锋诗歌的联系是比较大的。”
城市诗受大陆读者喜爱
黄灿然著有诗选集《奇迹集》《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等。过去在香港居住的时候，他写了很多取材城市的诗歌，他初版于2012年，再版于2017年的诗选集《奇迹集》销量火红。这本诗集主要内容即书写香港的城市生活，例如这一首出自《奇迹集》的《走在下午的大街上》：走在下午的大街上／我看见一个忧伤而美丽的女孩／她的美丽吸引我，还有她的忧伤／我想跟她说说话，但我却不能！／我看见一个青年，健康而纯洁，／但黯淡的前途正烦着他，／我想叫他一声兄弟，邀他到茶餐厅／喝杯奶茶，但我却不能！／我看见一个老人，他是那样内向，／仿佛还在成长中，他显然有很多话要说——／我也有很多话要跟他说──／关于他的孤独。但我却不能！／我看见一辆电车，它正载着／失业者、求职者、离婚者、逃学者，／还有怀着一些秘密的希望的人回家，／我想坐在他们身边，但它已远去……
像这类城市生活的书写，明显是诗人对当时生活的香港的观察、关注和感受。黄灿然说：“有些诗人也许不会受他居住的地方影响，写得比较抽象，又或他比较注重玩语言，想的是如何去安排语言，或他们信仰某种意识形态，整天用的是头脑、观念来写作，他们可能就不会受地方的影响。但我相信更多诗人会受到他所在地方的影响，包括灵感的触发都是有关系的，比如有人有三个地方可住，南方的，北方的，或南北之间的中间地带，他有可能因为他在什么地方更有灵感写作，而选择在某个季节居住这个地方；不是因为他住在那个地方更舒适一点，而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更有灵感，更适合他写诗，这方面也会有影响。”
黄灿然说：“我写诗的开头10年，不怎么受地方、地域的影响，但后来的阶段，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才比较受地域性的影响。我受到我所生活的香港的影响，香港因为是城市，我的诗歌就有了城市这样的痕迹，题材、描写的一些东西，跟本地的经验关系还是比较大的。我原来写的诗比较观念化，比较用头脑，较为抽象，90年代后期开始，比较关心现实世界，就变得较为具体，取材跟当地的生活经验关系比较大，那时候写的是香港，而香港刚好就是个城市。当我来到深圳的山村洞背村，这里是个有山有水的农村，我的题材也转移了，有点变成现代山水诗。”
黄灿然认为，“写城市诗算是个挑战，但中国大陆许多地方在城市化，香港作为一个城市经过各种发展和演变，因此其城市诗也有自己的传统，我有20年的时间是写城市诗，也就是写香港。但我的读者更多是来自大陆，这跟大陆的城市化有关，而且是来自一线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成都等都是大城市，包括我的翻译作品也是。也许这也不奇怪，大城市读书人较多。”
写了20多年的城市诗，黄灿然移居洞背村之后，近年来也以山村为题材，写了不少现代山水诗，这些书写山村景观的诗和他过去书写的城市诗，在取材、情感与关注点上有明显的不同。就如这首《水龙头》：我每天都提着／红一蓝两个塑料桶／到村口路边那眼／用塑料管引出来的山泉／打水，每次打完水／我总是习惯性地／想顺手关掉／那个并不存在的水龙头。
在城市书写与山水诗之间，黄灿然更喜欢哪一种？他说：“我很难说我更喜欢城市诗或山水诗，我在香港的时候，还是非常融入那个我所生活的世界，我注意观察、感受，但不论是城市或乡村、山水诗，对哲学及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观察、个人的感受方式应该是不变的，但题材和意象都变了。还有，人也会不断成熟，境界会不断提高，也不能说更近的东西会是更好，写东西不是用观念的，灵感的来临，激发出、感受过的东西也是很难重复、替代的，不是说现在的更好，把过去的替代掉，不存在这种情况。只能说它们各有特点。”
有人说，“地域性”似乎也是黄灿然诗歌的特色，黄灿然说：“我早期前10年不受地域的影响，后面20年受地域的影响，包括香港和现在居住的深圳洞背村，这两年我又不受地域影响。从2019年到现在这两年多以来，我不再写山水，写的东西又没有任何地方色彩，没有地域性，仿佛遥远地在呼应我早期的作品，当然它们又是与早期的作品不一样的。20年时间都在‘地域性’的范围，自己的变化自己也不知道，它是突如其来的，我也期待这种变化，受地域的影响有20年之久，好大的板块，现在是又走出来了。”
写诗与翻译互相影响
初到香港的时候，黄灿然当过工人，六年后考进广州暨南大学，并开始写诗，毕业后不但考进《大公报》从事国际新闻翻译，还一步步将自己从一个完全不懂英文的工厂工人，练就成倍受肯定的翻译家。许多读者都读过黄灿然翻译的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关于他人的痛苦》《聂鲁达诗选》《里尔克诗选》等。他于2014年翻译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随笔集《小于一》更获得诸多好评，登上多家媒体年度好书榜。
问黄灿然当初为何会走上翻译之路？写诗与翻译之间会互相影响吗？他说：“我会走上翻译之路当然和学英语有关，我从初中到高中英语一字不懂，在香港工厂干活的时候，因为要回大陆读大学，就去读了夜校两年，后来又去广州的一个补习学校补习三个月，我发觉我上夜校两年英语进步很快，比普通高中生还好，于是对英语产生了兴趣。过去读了很多翻译作品，但懂得英语之后，就想到读原著，或英译的版本，而读了原文之后，很自然的就想到自己也来翻译。写诗促进我翻译，翻译也促进我写诗，写诗与翻译之间有可能互相产生很好的作用。”
在诗人与翻译家之间，黄灿然更认同哪一种身份？他的想法是：“很难说我自己认同哪一种，因为两个身份都是事实。但也因此经常变成诗人、翻译家两个身份。别人认同我是哪一种，我就是哪一种。就好像有人说我是香港诗人，或是更广泛的中国诗人。有些人读我的翻译，可能没读过我的诗，也一点不重视我的诗，另外一些人，他们喜欢我的诗和评论，也会喜欢我翻译的东西，这两种人都有。”
早报文学节2021
文学讲堂
——诗与小说及远方
讲题：限制与突破：我看香港新诗
主讲：黄灿然
主持：陈志锐
日期：6月3日（星期四）
时间：晚上7时至8时30分
读者可上联合早报面簿facebook.com/zaobaosg及书展面簿facebook.com/sgbookfair观看讲座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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