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19日下午3时，裘尧天在宁波火车站登上一列开往黑龙江鹤立镇的火车，汽笛长鸣的那一刻，他和同车550名宁波青年被抛进翻滚的命运之河，对前途的彼岸一无所知。
“那时农场待遇好，每个月32元（人民币，约6新元），等于彻底独立了，而且我是老大，我去支边（即支援边疆建设），能为妹妹争取到工厂工作的机会。”
北上黑龙江的决定，裘尧天做得非常坚定。除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在这个20岁的年轻人眼里，神秘的北大荒也是一片能够接纳他无处安放的青春的热土。
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这个消息最初让城里的年轻人有点兴奋：他们不必整天学习了，也不再受学校纪律的约束，批评学生的教师成了被批评的对象。
那年，裘尧天读初三，正准备迎接高中入学考试，却意想不到地从课业和考试的紧张中“解脱”出来。
69岁的裘尧天在宁波家中受访，回忆起那段动荡的日子，他感慨当年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场“革命”，“只是觉得很开心，中央号召要搞文革。不用升学考试了，而不知道自己就这样失去了学习机会。”
很多事情最初让裘尧天困惑：北京回来的宁波籍大学生在市政府办公楼静坐，叫做“造反有理”；横扫“四旧”，一群中学生居然冲进城隍庙，把以前虔诚供奉的神像砸得稀巴烂。
懵懂的他很快接受第一次政治洗礼。他和几个红卫兵被指派到一户人家抄家，翻箱倒柜后找出一顶国民党军官帽。
“我们当时受的教育是，‘有些人无时无刻不想着搞复辟’，摆在眼前的军帽确实是非常生动的一课，一下子让你觉得文革有必要了。”
在文革最亢奋的日子，数十万学生以“学习交流革命经验”的名义，免费到各地展开大串联，接受领导人检阅，到他们慕名已久的风景点观光。
裘尧天两次到北京参加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和同学到南京、韶山、贵阳、重庆等地串联。
他回忆道：“火车上都是人，水泄不通，有人睡在座椅下，有人爬上行李架，凡是学生面孔的都能上车。大家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住到哪里，像无头苍蝇般涌向全国各地，消耗国家的粮食、资源。”
闹得最凶的时候，他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武斗中被流弹击中的右臂至今还有疤痕，成为那段历史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
相比裘尧天，更多中国人在文革中受到更大的精神和肉体伤害，但中国官方很少提到这段历史。
一些经历过那个非理性时代的中国人也不愿去说，有的不想重新揭开好不容易结痂的旧创伤，有的没有勇气面对内心的愧疚，还有人到今天，也没彻底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再年轻一点的人，除了有限的历史教材和文艺作品，根本无从想象。
裘尧天很少与人聊起这些，封存的记忆在访问中一打开，当年的画面都被翻了出来。
问他怎么看这段历史，他停顿了一下，空气里是复杂的安静，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实在是不可思议。”
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
文革经过风雨激荡的最初三年，闹腾的氛围让人开始感到疲劳，中国社会逐步从骚乱、暴力和无序中走出来，但正常的生产依然还没恢复。
1968年，中国罕见地出现六届初、高中生同年毕业后待业的景况。当年12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中国由此掀开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700万名年轻人卷入其中。
1970年春天，裘尧天报名到黑龙江鹤立河农场支边。出发那天，火车站月台上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拉起长长的布条，写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赴黑龙江干革命”。
2010年一些宁波知青举行支边40周年纪念会，裘尧天为此编写了一本纪念册，收集到许多临行前的珍贵照片。
这些黑白照片里，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从火车窗口探出大半个身体，胸前戴着“光荣支边证”，有人举着红宝书挥手，有人紧握亲人的手舍不得放开，他们脸上写着兴奋、不舍，也有对未知的彷徨。
子女到黑龙江支边是一桩大事，那也是中苏珍宝岛冲突的第二年，送行的父母心里清楚，这是孩子踏上支边的第一步，也可能是走上战场的第一步。
大约七八个亲戚和家人到火车站给裘尧天送行。他说：“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趟出远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但都尽量不去想那么多，想了就觉得悲伤。”
裘尧天对黑龙江的认识仅停留在书本上“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描述，列车向北行驶了三天三夜，遥远的黑龙江从课本走进南方知青的视野。
北大荒生活的辛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春夏秋冬，每一季都要面对严峻的考验：春播，漫天尘土，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夏锄，渴了到垄沟里找水喝，累了在烈日下用炕席遮阳休息；秋收，腰椎酸到跪着割麦，手上磨出了老茧；冬藏，零下30摄氏度的酷寒中在场院里脱粒，瑟瑟发抖。
裘尧天忆述：“冬天要给大地施肥，到厕所挖粪，粪便早已结成冰坨子，用铁镐狠狠一砸，啪的一声，碎冰渣溅到脸上，嘴巴咸咸的。”
同记者聊到听起来遥远的故事，他皱起眉头。那股咸滋滋的味道，以及黑龙江农场尝过的酸甜苦辣，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似乎还留在唇齿间。
他说：“与其说与天斗、与地斗，还不如说与自己斗……要战胜自己对寒冷的畏惧、要经得起劳动的磨炼、要压下远离家乡的惆怅、要摆脱前途迷茫的困扰。”
1973年看到命运转折希望
到农场三年后，裘尧天第一次看到命运转折的希望。1973年，中国举行文革中唯一的一次高考，试图通过增加文化考试，恢复中断很久的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
裘尧天所在的农场得到40个名额，一向成绩不错的他考试成绩排名第11。他满怀希望在志愿表上填上浙江化工学院（浙江工业大学前身），没想到这次高考却以“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一封信影响大学招生路线收场。文化考试作废，各地改用推荐办法，很多分数高的知识青年大学梦碎。
裘尧天未必能领悟出张铁生事件背后的政治博弈，他只知道，浙江化工学院的名额给了一名杭州知青。他说：“我无法选择生活本身，只能把失落藏在内心深处。”
隔年，因为在农场劳动表现积极，裘尧天被推荐到双鸭山师范学校读中文班。毕业后，他先当了两个月教师，1976年10月，进入双鸭山教育局，成为一名办公室秘书。
裘尧天把这段求学经历看成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到了1990年代末期，中国展开大规模国企改革，很多当年的知青措手不及被卷入下岗潮，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他逃过一劫。
他说：“下岗的工人很多是知青，年轻的时候为国家付出了青春，又在壮年的时候丢失工作。比起他们，我少过了一个难关，我还是幸运的。”
不过，人生有得有失，也因为进入双鸭山教育局，他和大学擦肩而过。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裘尧天看到农场的朋友轰轰烈烈地考大学很羡慕，他也知道自己是块读书的料，但最终没有迈出那一步。
他说：“当时我到教育局工作的时间很短，不好意思跟领导说要去高考。那时候的人思想很正统，为集体着想多过为个人着想……当时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没有深入思考，很多时候回过头来，才知道人生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多年来，裘尧天在心里无数次问过，如果当时参加高考，他会不会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可人生没有如果。
问他会不会遗憾？他说：“那是自己的选择，既然选了，就要走下去。”
国家好了每个家庭都好
随着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离家近10年的裘尧天调转回到家乡。他边工作边进修，获得宁波电大汉语言文学专科文凭。知青一代对共同的经历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叹息自己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也有人感叹这段磨炼加速了自己的成长。
裘尧天说，他不想抱怨自己是被耽搁的一代，也不想去高唱青春无悔的赞歌。“我把它看做人生中的一段插曲，给人生增加了一些色彩，回忆起来是一种别样的滋味。”
返回宁波后的这40年，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后的波澜壮阔，裘尧天最大的感触是：“生活稳定了，经济条件大有改善。”
他记得，几年前有台北的亲戚到家中做客，看到他们住着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开玩笑说：“和你们比起来，我们是穷瘪三了。”
提起这件事，裘尧天有点小自豪，他说：“大河水满，小河水也满，国家好了，每个家庭也都好。”
如今，已从公务员岗位上退休的裘尧天老有所乐，忙着做年轻时没有机会做的事，他到老年大学学英语、学摄影，最近又报名视频剪辑课。
裘尧天唯一担忧的是养老，独生女儿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如今在加拿大成家立业，他的暮年很可能没有下一代陪伴身边。
但他没有阻止女儿出国定居的决定，他说，在生命的黄金年代，他被裹挟于时代的洪流中，很多事情难以任由自己决定，而下一代对青春和未来的选择，他会全力支持。
（记者是《联合早报》上海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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