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变成恶毒谩骂，当纯真无邪的友谊只剩下恐吓与惧怕，当上学成为无法摆脱的噩梦……校园霸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严重。本期《实况报道》访问曾因遭受霸凌而加入帮派寻求保护的少年、辅导过少年的社工，律师和学校辅导员，共同探讨校园霸凌课题，希望帮助读者正视本地霸凌现象，协力将校园霸凌的“毒根”拔起，避免它结出恶果。
“如果小学时没被欺负，我不会加入黑社会，也不会进去坐牢，现在应该还会好好在上学吧……”
虽然已经过去整整10年，年幼时遭受霸凌的经历，对如今已19岁的伟轩（化名）来说，仍历历在目。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伟轩就因为“个头最小、也最乖”，在一班同学当中显得特别“与众不同”；却也因为这些特征而负上“原罪”，让他成为班上同学的眼中钉、出气筒。他常会在放学后遭到同学拦截围殴，或是拖进厕所暴打一顿，甚至有过被11人围殴的经历。才九岁，被打得鼻青脸肿，已是家常便饭。
起初，伟轩不甘当受气包，试过还手反抗，也曾鼓起勇气向老师举报，父母也到过学校向校长反映；换来的却是一记记更重的拳头和身上的累累伤痕。几次想转校，却也因为等不到空缺而没有着落。
恐惧就这样在伟轩心中一点点滋生，上学渐渐变成他无法摆脱的噩梦。
“我不敢去学校，可是又不能不去，不去就会被爸妈打，去的话又会被同学揍，所以我经常坐在学校门口等着时间慢慢过去。”
最让伟轩心寒的是，没有任何人相信自己的话，无论父母还是教师，都认为同学不可能无缘无故打人，一定是做错事才会成为大家欺负的对象。这段经历在伟轩幼小的心里埋下不信任的种子，让他不再相信父母和学校里的任何人。
无法忍受霸凌折磨 向黑社会寻求庇护
小四那一年，他旷课在外游荡时结识黑帮朋友。这群朋友威风凛凛，看上去是如此强大，既让他体会到被保护是什么感觉，也激励他渴望变得像他们一样强大，才能保护得了自己。
“只有跟这群朋友在一起，我才觉得安全。他们会在学校门口等那些欺负我的人，等这些同学出来欺负一顿，让同学怕我，再也不敢来招惹我。”
就这样，伟轩从一个霸凌受害者变成加害者。他也开始跟着黑社会的兄弟们一起吃喝玩乐，心思不再放在学习上，时不时出打架惹事。中学第一天，他就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再也没有踏进学校大门一步。
辍学两三年后，伟轩在15岁那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飞跃社区服务中心的社工杨成新。
杨成新告诉《联合早报》，初见伟轩时，这个孩子为自己筑起厚厚的心墙。“我并没有劈头就问他碰到什么困境，而是先试着与他闲聊，成为朋友，争取他的信任。”杨成新无意中发现伟轩热爱钓鱼，找到打开伟轩心门的“钥匙”，于是就经常与伟轩结伴钓鱼。
池边静候鱼儿上钩的那些时光，成了杨成新与伟轩交心的时刻。
杨成新鼓励伟轩参加技能培训课程掌握一技之长，还曾为他介绍工作，让伟轩能有自己的经济来源，不必再依赖帮派来养活自己。
不过，对于退出黑社会，伟轩却总是不当一回事。对他来说，黑社会的朋友们都是他肝胆相照、出生入死的兄弟，是他在最无助时候的最强大靠山。
17岁锒铛入狱 悔不当初
两年前，就在伟轩17岁那年，他因买卖毒品被捕，进了监狱，后来转入社区戒毒所。这段期间去探狱的并不是黑社会的兄弟们，而是家人和杨成新。伟轩这才恍然意识到家人的重要，也看出杨成新的真心。
“在牢里我常常会回想过去，后悔当初没听社工的话，也常常会恨那些曾经欺负我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霸凌，我的人生不会变成这样……”
杨成新如今已是飞跃社区服务中心首席社工，投入青年辅导工作12年，接触过无数辍学青少年。他说，好些辍学青少年也和伟轩一样，都曾经在学校遭遇霸凌，因为害怕而抗拒上学，辍学后迷失方向。
“校园霸凌会让受害者的尊严和自我价值受创，留下深刻且持久的阴影。像伟轩这样的受害者会将创伤向外发泄，辍学后游荡街头、结交损友；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懦弱的受害者变成凶狠的施暴者。” 也有研究显示，校园霸凌受害者也更容易酗酒、吸烟、甚至染上毒瘾 。
另一些受害者则会内化创伤，陷入自卑自责的忧郁情绪，封闭自己、与世隔绝，进而自残甚至自杀。
在社区戒毒所待了半年，回归社会后，伟轩渐渐不再跟黑社会的朋友们来往，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在街上游荡、参与打群架。原本每天喝酒的他也在杨成新的劝说下，逐渐喝得越来越少，直到完全戒酒。
如今，伟轩19岁了，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也成了家，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校园噩梦渐渐远去，烙下的印记却难以磨灭。他决心不让孩子们也面对同样遭遇，要教会孩子如何保护好自己。
“我也一定会在他们受到欺负时，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他们。”
家庭、社会、法律 如何多管齐下保护孩子？
伟轩因为个子小又乖巧而成为同学欺负的对象，家长难免担心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个箭靶。
哪一类孩子更容易沦为霸凌的对象？
资料显示，最可能遭受霸凌的对象一般都属于有别于主流的特殊群体，例如贫困家庭孩童、外国学生、少数族群，或者外貌体型与常人不同等等。
根据联合国2016年发布的儿童暴力研究报告，受调查的10万名青年当中，曾在学校里遭遇霸凌者，在总结自己被霸凌的原因时，外貌特征、性取向、种族与国籍，都各占25%，余下25%属其他原因。
杨成新提醒家长，要留意孩子是否能自信自在地融入人群。一些孩子性格内向，在同学们面前显得胆小懦弱，不太会和同学沟通打交道，就特别容易招惹同学的欺负。
杨成新强调，其实每个孩子都有可能是下一个霸凌受害者。尤其当孩子在学校受欺负，家中父母理应是青少年最先倾诉求助的成年人。因此，必须加强对家长的教育，特别是让父母学会正视校园霸凌的严重性；面对孩子被霸凌困境，家长又该如何处理。
“有些孩子跟父母申诉学校里的问题，可能收到的第一反应就是责备，家长总认为是自己孩子的问题，或者怪孩子小题大做。这样的消极回应只会让孩子在面对霸凌时抗拒与父母分享。所有父母都应该具备处理校园霸凌问题的能力，才能及时给予引导或求助。”
面对青少年 法外应有情
家庭和社会支援之外，法律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国现行法律框架能否建立起牢固的安全网，让肇事者得到应用的惩罚，让受害者获得足够保护？
尽管我国目前没有针对校园霸凌的法令，但柯吴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律师严贤婷认为，现有法律框架仍是足够的，例如，“防止骚扰法令” (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简称POHA) 其实也涵盖了校园霸凌行为，包括在网络上发生的霸凌情况。
对于肇事者的惩处，我国儿童与青少年法令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 规定，未满16岁仍由少年法庭审理，多处以缓刑监视或社区服务，不可坐牢也不会留案底，父母须全程参与审讯。16岁以上在成人法庭受审，但只要未满21岁，判决仍着重改造大于惩处。
严贤婷强调，动用法律处理校园霸凌事件，需考虑多方因素。肇事者毕竟还是心智未成熟的中小学生，我国现行司法体系的原则是避免少年犯罪事件上升到司法层面来惩治。
“韩国等其他国家的司法体系或许比我们严格得多，但青少年犯罪现象仍然猖獗。可见严刑峻法对制止青少年罪犯来说未必是最有效的方式。法律必须认清所针对的对象，了解犯罪背后的症结，再对症下药。”
学校：校园霸凌的第一道防线
教育部在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则重申，校园霸凌在过去10年间持续维持低水平，每1000个中学生有五个曾经遭遇霸凌，每1000个小学生有两个曾遭霸凌。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18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受调查的6000余名本地15岁学生当中，26％透露每月经历数次不同形式的校园霸凌，比率比国际平均比率高出三个百分点。 曾遭受霸凌的学生当中，最常见的霸凌方式就是言语霸凌。
教育部也声明，对校园霸凌采取零容忍态度。目前学校在处理和防范校园霸凌问题，主要通过三大途径：通过品格与公民教育（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课程让学生学会相互尊重；同时培训学生成为“同侪互助领袖” (Peer Support Leaders)，随时留意校园霸凌行为，为受害同学提供帮助，也及时向老师举报。
康达小学（Cantonment Primary School）高级辅导员黄慧姗在受访时说，学校辅导员不仅会在霸凌事件发生后介入，也会在平日的全校或班级活动上举办反霸凌主题演讲，提高学生对校园霸凌的意识，防患于未然。学校也会鼓励学生在目睹霸凌行为发生时不做冷漠的旁观者。
黄慧姗提到，学校辅导员也会为教师提供培训课程和个案咨询，帮助他们掌握第一时间处理霸凌事件的能力。
本地过去五年的部分校园霸凌案例
校园霸凌在我国算不上严重，却也绝非罕见。单是过去五年来，就有至少10起案例在网上揭发，霸凌行为的暴力程度令人震惊。
2018年2月9日，维林中学教室内
一名男生在课室遭同学用椅子砸头后又被扇耳光，还遭四名同学拳打脚踢，过程被其他同学拍下，视频在网上公开后撼动教育界。
2020年3月间，弥陀学校小五女生遭言语和网络霸凌
女生在生日会上遭人丢辱骂字条，写着“又笨又丑”、“让人作呕”等侮辱性字眼，女生被迫躲进厕所吃午餐，事情被女生姐姐在网上揭发，引起教育部关注。
2021年3月20日，义安工院学生集体恶整两名同学
28名学生起哄，在两名同学身上撒尿，并且不允许两人冲洗身体，还拍下视频上载到社媒。院方当天展开调查，对所有相关学生进行惩处，包括接受辅导和停学。
2022年8月16日，少女停车场群殴女同学
三名15岁女生疑似因为感情纠纷将一名少女禁锢货车内，再载到多层停车一顿暴打，受害者家人事后报警，警方以非法禁锢和蓄意伤人罪名逮捕三名涉事女生。
2023年1月15日，少年组屋健身角落围殴另一名少年
最新一起在媒体上曝光的霸凌事件就在几个月前，网络流传视频显示三少年围殴一少年，还专攻头部连续暴打近一分钟，期间还有人怂恿：“为什么不脱他衣服？”。事后共八名少年接受警方调查，受害少年则在清醒的情况下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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