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外出时，会随身携带的物品有哪些？
73岁的小儿麻痹症患者萨米（Palanisamy Avaday）会带一套备用衣服。
因为去年11月和今年3月，他曾两度因无障碍厕所被占用，等到憋不住，而尿在了裤子上。
萨米三年前因腿部肌肉功能衰退，出入开始靠轮椅代步。平日上班时，他会一早从达曼裕廊住家附近的湖畔站搭地铁到景万岸站，再换乘巴士到位于菜市区的办公室。
因为得舟车劳顿，他习惯在景万岸地铁站先上一下厕所，才续程前往公司。可是三年下来，他发现，要在高峰时段用上地铁站的无障碍厕所远比想象中难得多，“10次会有五次用不上厕所”，因为厕所被身体健全者占用了。
《联合早报》采访队日前分别在萨米早晨上班时段和傍晚下班时段跟随着他，将他在公共场所使用无障碍厕所的实际经验用镜头记录下来。
结果我们亲眼见证了萨米所叙述的情形：无论是景万岸地铁站、裕廊东的Vision Exchange和西城商场，萨米在无障碍厕所门前都不得其门而入，而占用无障碍厕所者，全是身体健全的人。
他在三个地点的等候时间从两分钟到八分钟不等，虽然不算长，但是碰上尿急的情况，一分钟都嫌长。这样的情况周而复始地出现，让他极度抗拒在高峰时段出行，宁可避开人多的时间，一大早到办公地点，或晚点才回家。
而萨米的经历并非他独有。记者在拍无障碍厕所和访问其他体障者的过程中也发现，本地公众使用无障碍厕所的情况相当普遍，15名受访的体障者中，有11人说自己经常会遇到无障碍厕所被占用的情况。
其中，以地铁站、巴士转换站、邻里商场和小贩中心等人流量集中地点，这种现象最为严重。受访者说，因为无障碍厕所空间宽敞又比较干净，一些身体健全者会乐得在里面久待，玩手机、抽烟等等，结果出来时厕所变得很脏乱，有人甚至目睹过情侣一起从厕所走出来。
监管存在盲点 体障群体呼吁政府立法收紧管制
新加坡现阶段并无任何法律，为无障碍厕所的使用情况定下规范条例；体障者社群认为这是监管上的疏漏，呼吁政府立法加以管制。
我国目前仅有一套对应无障碍厕所的《无障碍通行准则》，准则根据建筑管制法令明文列下本地建筑增设无障碍厕所的具体要求。
新加坡建设局在回应《联合早报》提问时指出，《无障碍通行准则》每五年检讨一次，根据2020年实施的新准则，我国新建筑必须在每一个公厕专属区间建有至少一间可供轮椅出入的无障碍厕所。此外，男女公厕内，每五个隔间得有至少一间必须有更大空间，并附设扶手，让使用拐杖等工具助行的年长者方便使用。
不过，虽然建设准则能保障硬件设施齐备，却没列下无障碍厕所的使用条件或限制，也没对滥用这类厕所的行为做出法律处分。
残疾人士协会副会长余美娟受访时呼吁政府制定“反歧视法”，通过建立某种法律机制，来制止无障碍厕所的滥用行为。
余美娟说：“ ‘反歧视法’ 给予体障群权利，去发现或应对出现问题或疏漏的政策或行为。例如，如果建筑管理层没有确保无障碍厕所处于可用状态，或没有提醒访客无障碍厕所为谁而建，体障者就有法律依据进行投诉。这么一来，就会有监管机构受委托来解决问题，并对违规行为进行惩处。”
新加坡刚在2021年9月，强制规定食客归还托盘餐具，对重犯者施行严厉的罚款措施，有效提高餐饮场所的托盘归还率。这是否意味，政府也要祭出罚款限制等大棒措施，才能有效管治残障厕所的使用？
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做法。
新加坡行善运动总干事袁国栋博士受访时说：“我一直认为执法应该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它绝不能成为优先诉诸的方法。如果宣导运动还没真正以公开且相互呼应的方式推展，或许我们应该先从这个做起，看看能否见效。”
一些本地商场率先落实限用措施 体障人士拍手叫好
在政府插手挥舞大棒之前，一些本地商场如裕廊坊、宏茂桥城和NEX购物中心近年已率先在各自的无障碍厕所安装认证系统，防止厕所被身体健全者滥用，而这些举措也获得不错的反响。
裕廊坊总经理高日清（58岁）受访时说，裕廊坊自2017年至今已在商场内的所有10间无障碍厕所安装了这款系统。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收获不少反馈，人们对这类设施感到满意，访客都很理解这些设施是有必要的，也很支持我们的做法。”
轮椅使用者曾志明（62岁，退休人士）是残疾人士协会的包容大使，经常会来到协会设在裕廊坊的办公室，是裕廊坊限用措施的受益者。他受访时，对裕廊坊的做法给予很高评价。
他说：“厕所对我们体障人士来说很方便，里面也很干净。我很满意它这边的设施。这应该可以推广到更多的商场。”
袁国栋博士也认同商场自主地增设特别设施，限制无障碍厕所被滥用；毕竟新加坡已是外国人眼中的“罚款之都”，在国际上成了笑柄，“现在这个方向是好的。它介于硬棒和萝卜之间。我认为政府会希望在立法上缓一缓。”
我们如何对待少数弱势群体，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项指标。期待终有那么一天，不便于行者可以不必再因为担心外出找不到厕所可用，而只能选择待在家中；他们跟你我一样，也应该享有能随心所欲走出家门，在这座城市里活得舒服自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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