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2020年4月27日
香港去年的“反修例”街头流血抗争，自今年初冠病疫情在中国武汉暴发，并在全世界扩散后，因香港进入防疫状态而有所停息。但随着香港疫情趋稳，示威活动正蓄势待发，加上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开始就病毒对全球经济和生命的巨大伤害，向中国发起追责声势，引发中国的外交危机。在这背景下，北京对香港问题的处理，非但将激起香港更大的动荡，也会加剧中国同西方的对抗。
围绕香港治理的争议近日接连泛起。一名入籍中美洲国家伯利兹的华人李亨利，4月23日成为首个因支持“反修例”、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外籍人士，在广州遭官方起诉。当局指其长期资助“在美敌对分子，勾结境外势力插手香港事务”。在此前的4月18日，香港政府一举逮捕15名涉嫌于去年参与或组织未经批准的“反修例”游行集会，包括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兼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等。他们随后被保释，案件将于5月18日开庭。
4月13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罕见地联合表态，公开批评郭荣铿等泛民议员“滥用权力”，妨碍立法会进程。这一表态遭到香港舆论质疑北京违反《基本法》“一国两制”精神，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港府也由于就中联办是否受《基本法》第22条约束，在4月18日的新闻稿因立场矛盾反复，三易其稿而备受批评。事件引起部分舆论担心，北京为强化对香港的管治，可能会改变既有的游戏规则。
北京在“反修例”暴力冲突后，对香港的态度已经变得日益强硬。这一态度更因不断升级扩散的美中全方位对峙而变本加厉。中共于去年10月底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指出“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而在香港问题上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和执行。中共这一认知的大背景，乃是美国国会因“反修例”而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把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同其民主政治状态挂钩。法案于去年11月在参众两院近乎全票通过，由总统特朗普签署为法令。
近日的这一连串政治纠纷，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同香港立法会将在今年9月的选举有关。立法会目前以亲北京的建制派占上风。但是，去年11月底举行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却意外惨败，非但只保有59席，比上届大减240席，更在18个选区里输掉17个的过半议席。由于选举是在“反修例”抗争后举行，创纪录的71%投票率显示香港民心所向。顺着这一形势，建制派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情况恐不乐观。一旦建制派失去立法会多数，北京念兹在兹的关于“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自然将更无可能落实。
随着中国外交环境的挑战增多，香港对于中国的意义，相信也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北京对香港的关注，将从此前的国际金融中心，转为境外势力颠覆中国国家安全稳定的潜在跳板。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一个重要节点，北京在疫情发生前处理香港问题时，还无法不顾忌国际社会的观感；然而伴随西方社会发起对中国的追责，香港反而可能成为对北京施压的敏感穴位。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香港自身的政治矛盾，相信将因而尖锐化。北京对香港管制的加强，势必激发香港民主派的抗争意愿，因疫情而稍有停歇的街头抗争行为，很可能在立法会选举日期逼近时死灰复燃。同时，香港的政治发展，也很可能会牵动中国同西方世界的外交博弈。因此，下半年的香港局势，应该让人难以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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