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文字现象》的作品，可得知已有百年历史的新华文学，如何在告别中国五四文学运动以后，建立自己的场域与文化，对重组的地理空间有所省思，对在地的生命有所体悟，对文学的技艺有所实验。
你生活在新加坡，刚刚满了一年，或者已50年，无论短暂或长久，你会思考新加坡这件事，或作为命题，新加坡应该是怎样的主体性，或应该拥有怎样的独特性。这里的建筑，有的方正如堡，有的曲线如舟，宛如现实落地，梦想飞翔。这里的人们，有的时候身处在某个语系，更多时候穿越于各种语码，沟通彼此，进行生活。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熙来攘往，生老病死，在这座城市，或岛国。你看到这些现象，你开始思索，并且不断。
何以词语？何以文学？
《文艺城》主编邀请我编选2019年《文字现象》，我欣然答应。作为一位长期给《文艺城》投稿的作者，我对该文学版位的期待，也是我对新华文学的信守。我始终希望，并且相信，作为华文主流媒体《联合早报》的文学园地，《文艺城》在绝大程度上，应该能揭示新华文学的书写概况与创作水平。从《文艺城》一年发表过的作品当中，帮助筛选，整理新华文学的重要词语与内容，我想我应该竭尽绵力。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文艺城》刊登新加坡白话文文学作品，而新加坡华文新文学的滥觞，正是在1919年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振荡，而旋即开启的。主编2019年《文字现象》，不但可以回顾100年的嬗变脉络，而且能够省视百年后的当下景观。作为一位研究离散族裔与新华文学的学者，我乐意承担这样的编务。
2019整整一年，在《文艺城》发表的诗、散文、小说、论文，显示了若干主要的关怀命题。再考虑所表现的文学水平，这本《文字现象》收录的作品，分为“五四与新华”“地景与变迁”“生命与感悟”“技艺与实践”四辑。
所有的选集，必须有清楚的遴选标准，界定什么该包含在内，什么该包含在外。泾渭分明，尽量做到不含混，是一本选集应该努力取得的底线。底线以上，现象方能捕捉，成形，呈现。
首先，为了避嫌于“利益冲突”与“自赞自夸”，作为主编的我摒弃了去年自己在《文艺城》发表的十首诗与一篇论文。
《文艺城》主编说，只能收录50篇左右，我就按这限度，撷择了49篇。“五四与新华”收了八篇，“地景与变迁”七篇、“生命与感悟”12篇、“技艺与实践”22篇。
可以说，《文艺城》是一巨大的气场，吸引了许多有志于新华文学与文坛的作家，甚至也迎来了国外作家的投稿。 2019年，不少作家在《文艺城》发表超过一篇作品。由于《文字现象》版位有限，不得不规定一人一篇。
当然，有的情况特殊，所以例外。王秀思的《红山七楼厝毕业册》，李茀民的《文学奖变形记》，都是组诗，拆开了后截取片段，就无法看到全景。林高《讲给孩子知道》的十则短文，董农政《时间五》的五则小故事，蔡深江《100个微笑等月色》的100条目，也都应该保留齐全的整体性。
“五四与新华”一辑，题旨意义重大，在《文艺城》所推出有关这个专题的论文当中，除了我的那篇不列入《文字现象》，其他作者的评论都包括在内。但也就是“一人一篇”的限制，杜南发、陈志锐、周德成、流苏的论文收录以后，他们的诗与散文只能割舍了。
另外，有的作家不但产量多，而且水平高，譬如黄凯德、陈晞哲等人，在《文字现象》里也只能入选一篇。
五四与新华
中国的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迄今刚好100年。五四运动的政治改革与文学改良，虽然并未在当年完全达到目标，但影响非常深远，不仅仅冲击了古老的中国大陆，也形塑了离散的华人社会，其中包括了新加坡的华文知识分子与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华场域见证了从中国新文学到新华文学的转变，以及成长。
2019年4月至5月，《文艺城》推出“从新文学到新华文学”专辑，刊登了新加坡的在地作家与学者的专文，除了纪念中国五四运动100年与新文学100年，更回顾了新华文学的百年发展。
在《文字现象》的“五四与新华”这一辑里，八篇论文都各有特殊意义。八位撰稿人，每位都曾经研究过新华文学的其他课题，有的甚至也有创作文学作品。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角度，梳理了新华文学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也思考了新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间距。
杜南发的《风中的答案》，仿佛穿越一世纪的叩问，梳理方修、杨松年、王润华、柯思仁、黄锦树、张锦忠等新马两地学者的论著，对从“新文学”到“马华文学”与“新华文学”的界定与认知，可见新华文学已从中国文学分支与马华文学内部脱离而出，走出自己的道路，拥有了自己的多元性与主体性。
流苏的《走进“五四文学场”》，思索五四时期的典型作家与经典作品，新加坡的读者、作者、教学者应该如何阅读这些作品，继而进行记忆与虚构的工作，尤其在新加坡学校选用的教材方面，显得特别重要。在其《流传与流失》，陈志锐呼吁大家认真看待新华文学的流失，同样采取记忆建构的角度，提议从精神、文人、书业、纪念馆方面，努力确保珍贵的文学遗产得以流传。
在记忆的建构历程当中，文化想象是关键。王润华的《五四南洋想象与东南亚南洋想象对话之后》，讨论的范围大于新华，涵盖整个东南亚，指出中国对南洋的想象，以及东南亚对南洋的想象，两者必须进行对话，这样才有助于东南亚本土的文学书写，甚至推动东南亚元素融入中国作家的作品当中。 周 德 成 的《想 象 共 同 体》，借 由本 尼 迪 克·安 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谈起，但不仅仅局限于印刷品所建构的国族主义，而也探讨网络媒体、文学传统、学术论说如何不断地形塑新华文学的多种面向。
事实上，在广袤的东南亚土地上，出现过不少华文作家。曾昭程的《何处觅家园 文地求相宜》、谢征达的《无色虹里的图像》，分别聚焦林参天、柳北岸两位离散作家。
林参天从浙江南来以后，长时间居住吉隆坡，创作的小说碰触华文教育题材，显然已将马来亚视为耕耘之地。柳北岸来自广东，投入新加坡的教育与电影行业，跨界于古诗、新诗、书画之间，担任新加坡邵氏机构中文部经理，电影剧本都必须获得他的审批才可以制作，见证了新加坡作为华文文化产业的中心位置。
林立《邱菽园的戏剧人生》，通过了邱菽园这位早期文人才子写作的古体诗文，力图主张所谓新华文学，不但有新文学，而且有旧文学，扩大了新加坡作为文学场域的时间范围，追溯至清末时期流连于南洋空间的韵事。
地景与变迁
Questions of space and geography have become recognized as legitimate and important topics in many areas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setting out the sphere of literature, if not life, by some form of map a more familiar hermeneutic strategy. —— Andrew Thacker“The Idea of a Critical Literary Geography”
安德鲁·撒克（Andrew Thacker）是一位英国的文学学者，研究空间与地理当中的现代主义。他的一篇论文《文化地理的重要理念》指出，有关空间与地理的文题，在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许多范畴里，已被承认为合理与重要的课题，通过某种地图的形式，以及较为熟悉的解释策略，阐述着生活的范围，或者文学的氛围。
（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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