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中国或新加坡的例子都显示,亚洲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观点非常多元,各国在气候适应与减缓方面所面对的经济压力也不同。因此,仅依据富国就该付款的概念,去定论谁该为气候暖化负更多责任,实则是将问题过于简单化。
从工业革命以来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不断推进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已是经过数据核证的结论。发达国家欠了许多“气候债”这个说法,在许多气候相关的讨论中,也因此逐渐成为普遍认识。
如今这甚至延伸发展成另一论述:只要是富国,就有道德义务作出更多贡献,协助其他能力较有限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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